艾行山

美國新任交通部長叫Pete Buttigieg。因為他之前曾被傳是駐中國大使，所以在網絡中有他的抖音視頻流傳，視頻裡他向大家介紹他2018年結婚的丈夫格雷斯曼。 皮特前兩年出來競選總統，我因為關注華裔候選人楊安澤，對他有些關注。 皮特雖然是白人，但同性戀的身份讓他成為少數“族裔”，而且年紀輕輕，履歷靚麗，是民主黨大佬初期青睞的對象，經費充足，在依阿華州初選拔得頭籌。後來因為民主黨覺得拜登勝選機率更大，所以宣傳組織都集中在拜登身上，讓拜登在超級星期二後脫穎而出，這時皮特才退出。 拜登成為總統之後，自然得給皮特安排個職位，先是可能做住中國大使，後來定在交通部長。而為亞裔的楊安澤則沒那麼幸運，在競選期間，楊安澤說拜登曾許諾他，互相提攜，但選後啥也沒有，只好自己去紐約打拼，希望能選上紐約市長，他打家庭牌是不行的，應該成為同性戀。 成為交通部長的皮特正緊鑼密鼓地配合民主黨施行一切平等的政策。昨天他推出一個帖子，列出各族裔人行路的安全比例，因為這個圖裡沒有說明，我也不知這些數字是什麼意思，按原文上下文，似乎是10萬個走路的人裡被撞的人數，亞裔最低，30.5，非西班牙裔白人其次，53.5，西班牙裔，55.1，黑人急速升高，89.6，印第安人，115。不太清楚為什麼印第安人這麼不幸。這些數字應該是按人口做了調整，所以應該是個指標，不是真正的人數。總之，這個信息的意思是：亞裔非常安全，黑人非常不幸。我吃驚的是，亞裔竟然比白人低75%，而黑人比白人高出67%。另外西班牙裔與白人的比例差不多，按說他們的收入應該與白人相差甚遠。 但不去問為什麼，只看不平等，皮特的推特說：這些差異令人震驚，但是我們知道如何解決。現在該扭轉這些排斥的模式（大概是指有些族裔遭受排斥了），我們要投資建設更安全，更平等的街道。 有些人開玩笑說，難道要把亞裔推到車底？我想，那倒不至於，皮特的意思可能是要大力改善黑人居住區的交通環境？但怎麼做呢？翻修道路？但在新的路面上也許車子開得會更快，造成更多的問題。更多欄杆？不方便，人們會跳欄杆。更多交通警察？但民主黨要減少給警察的經費，有點自相矛盾。總之拭目以待，看交通部長如何解決這個不平等的問題。 但是亞裔，無論如何是不能算作少數族裔了。安全的不能再安全，有華人在，美國似乎就不能解決不平等，這是個問題。 順便，我講講皮特和他爹的故事吧。 皮特非常聰明，是哈佛畢業的牛津學者，這

大約四十年前，我的母校有個德高望重的方勵之老師做了一個內容是“靈魂不死”的講座，校友們現在還經常聊起這事。但我覺得他們大都不記得方老師的原意，以為他說的就是人們通常講的人死了靈魂還可以繼續存在。或者推而廣之地認為，靈魂就是“附著在”身體上的非物質的東西，可以叫它“精神”，“鬼魂“，某些時候甚至可以離開人的身體。人身不在了之後，這東西還可以在空間到處遊蕩，有時，也可能再次附著在他人，或者其它動物甚至植物身上。 但是方老師的真正意思是什麼呢？我覺得，他那時所想的無非是一個有趣有意義的科學暢想。那就是，將來會有一天，一個人的靈魂，可以被充分了解，然後可以被“複製”，再被當成軟件應用到計算機硬件上。而且，在技術先進的將來，這個計算機硬件可以是個與人無異的機器人，可以是和具有該靈魂的那個人一摸一樣的身體，那麼這個機器人就是那個人再生了。這些都是可能的，只要地球上的情況不太惡化，給人足夠時間，這甚至是百分之百可以做到的。 但即使如此，原來那個人，只要身體死了，他的靈魂也隨之而死。所複製的“靈魂”，即使與原來那個一摸一樣，肉身一摸一樣，這個機器人也仍然不是死去的那個人。 當然，可以做到某種無縫連接，比如，這個人一倒下，機器人就站起來。但這個不死仍然是自欺欺人。 如果這個機器人就是這個人自己逐漸換他身上不靈的零件演變的，這也許真的會讓他覺得自己從來沒有死。 但不論是哪種情況，都有一個風險，逐漸成熟起來的機器人，很可能會厭惡他的原型，因此在他比較成型的某個時候，他可能會決定拋棄原來的靈魂，變成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人，這是因為他已經有了自由意志。當然，這也許也不是問題，就像一個人讀了勵志的書，然後變成另外一個人一樣。但是如果你現​​在想到這個，你可能會覺得真實的你將來還是不會存在，因為你會被不情願地被置換掉的。 即使你不在乎，覺得只要在你不知道的時候被置換，靈魂就是不死的，還是有個問題。那就是，地球上的環境是無常的，太陽有一天是會燃盡的，那時候，如果人類沒有找到出路，他們的靈魂還是會死。 現在讓我們看看方老師的話： 關於靈魂，一般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靈魂”是非物理的一種特殊的東西，另一種認為“靈魂”就是一種物質的運動，即原子和分子的運動。兩種看法都有問題，前者不能說明非物理的東西怎樣支配和決定人的物理行為；後者不能說明人為什麼會有自由意志。現在希望通過整體論來說明“靈魂”。整體論認為，物

小時候在農村，我是個淘氣的孩子。我這樣說認識我的朋友不會相信，我自己也有點不相信。不過事情還在記憶裡，我還沒有到了說話無中生有的年紀。 第一件事是我玩過上飛車，具體來說就是在馬路邊上等著，看見一輛後面有抓手的汽車開過來，從後面追上去，拉住那個抓手，先是當鞦韆，然後一點點地爬上去，玩一會再跳下來。這大概是受了《鐵道游擊隊》那部電影的影響吧。但是我想，肯定是那個時候的車開的慢，否則一個小孩，怎麼能追得上，又怎麼能跳下來！而且，為什麼司機看不到，沒有管，我實在是不記得了。 問題是有那麼一天，我爬上去，玩了一會跳下來，然後，身體就按慣性地後仰下去，腦袋咣當一下，像雞蛋打在牆上一樣，叩擊在馬路上。頓時，就昏了過去，不知多長時間，醒過來，慢慢走回家去了。不過那是我最後一次玩上飛車，我害怕了。 第二件淘氣事是我在一個工地的地下地基里玩。裡面是腳手架，濕淋淋的，不少癩蛤蟆。不記得是不是有鋼架。具體不記得了。只記得木頭腳手架子上面的很多鐵釘子。然後有那麼一天，我在裡面爬來爬去，一抬頭，腦袋撞到一根鐵釘子上，一陣劇痛，鮮血直流。我用手摀著腦袋走回家去，迷迷糊糊地記得我爸罵了我，好在他是醫生，給我消毒包紮了事。現在想起來，釘子應該是紮得不深，否則不可能不帶我去醫院。但是想起來，膽戰心驚。 還有一次，與一個孩子打架，那個孩子掏出一把刀子，一刀扎在我的腿上。 ....今天，我腿上還有個刀疤。 這些是有傷為證的，還有很多次我沒傷但是很危險的事。比如，很多次去鄰村看電影，路上要走過一個狹窄的水渠的邊，而這水渠，是橫跨在一條河之上的。水渠和下面得河距離很遠，河水有的地方深，有的淺，深的地方能淹死人，淺的地方摔下去一定摔死。夜裡看完電影，就與幾個孩子一起，在黑乎乎的夜裡，從這個窄渠爬過來，還唱著歌。 在歐洲旅行時，看了古羅馬人的水渠，我常常把自己童年走過的這些水渠想像成羅馬人的水渠。 但是我不能清楚地記得了。 還有一次，在水里抓魚，腳下沒有了地，掉進一個暗溝裡，好在我扑騰扑騰幾下算是遊出來了。但是另外一個鄰居小孩，在那個河裡淹死了。 後來去城裡，與小堂哥等其他一幫孩子玩過更刺激的活動。我們站在鐵路橋的鐵軌之間，看見火車開過來，再溜到鐵軌下面橋樑中間，看著火車在頭頂上飛馳而過。 然後，然後，.... 在新澤西，有一次加州一對朋友來住上幾天，想去大西洋賭一把。我半夜在花園高速公路上行駛，有點太累了，竟睡

九十年代初，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究生。我的導師約翰不知為什麼不太管我的研究，我只好自己讀各種各樣的文獻，想找個有意思的題目做論文。當然我還是要給自己一些限制，就是要在他的研究範圍內選，包括決策論，最優化，資產分配，並行算法等方面。 讀著這些文獻，有個疑惑開始浮上心頭，那就是為什麼金融風險要用波動性來量度呢？波動性大的股票，其價格未來的不確定性也高，很可能會大幅跌落，造成損失，因此用波動性來描述風險似乎無可厚非。我的疑問是，波動性是把股票價格的向上和向下變化同時考慮的，就是說，股票上漲的不確定性也在波動性的包含之中，可是對股票持有者來說，上漲的股票有什麼風險呢？我覺得這個定義不能把金融風險準確的描述出來。 投資人最關心的是什麼呢？是損失啊！如果我有一萬塊錢的股票，我的最大損失就是一萬元，100%不會超過這個。但是損失五十萬的可能性是多大，損失八十萬的可能性多大，這些才是我關心的風險問題。 於是我開始想，如果我重新定義風險為某個我能承受的損失的可能性，然後選擇可以讓這個可能性盡可能降低的投資方案，我是不是會得到比現有的投資決策理論更好的投資方案？ 那個時候的投資決策理論是什麼呢？說來話長，這裡我只想說一下馬克維茨的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因為這個是基礎。這個理論假定投資者為厭惡風險（Risk Averse）的投資者。如果兩個資產擁有相同的預期回報，投資者會選擇其中風險小的那一個。只有在獲得更高預期回報的前提下，投資者才會承擔更大的風險。換句話說，如果一個投資者想要獲取更大回報，他就必須接受更大的風險。一個理性投資者會在幾個擁有相同預期回報的投資組合中間選擇其中風險最小的那個投資組合。另一種情況是如果幾個投資組合擁有相同的投資風險，投資者會選擇預期回報最高的那一個。這樣的投資組合被稱為最佳投資組合（Efficient Portfolio）。 這個理論的說法沒什麼問題，問題就是如何定義風險。馬克維茨定義風險為投資組合的統計方差，我呢，就想把這個風險定義為某個水平上損失的可能性。 我開始做一些研究，很快就發現這兩個定義是等價的，當組合裡的金融資產都服從一種理想的概率分佈，即統計學裡的正態分佈。這其實也不奇怪，正態分佈有一種很“完美”的數學假設，它只要兩個參數就能決定整個分佈。馬克維茨用的兩個參數是平均值和方差，即投資組合的回報率和波動率。這兩個參數決定了的正態分佈，也包括我關心的某

有段時間我向同事張大師學推手。學著學著我有了“頓悟”，覺得投資就應該像是推手，一方面要站穩，把風險管控好，一方面要抓住時機，贏得好回報。 空手是抵擋不住刀槍的，所以推手就只是一種娛樂性的健身運動。但推手這項運動中所蘊含的古老智慧卻是在所有與對手交鋒中都管用的，比如兩軍相對，即使是用砲火進行陣地攻防戰，實質上也是推手。如今的貿易戰，怎樣交鋒，究其實質，也是在推手。 推手這個遊戲在投資上給我的啟發，讓我形成了自己的投資理念。 之前已經談過許多，我尤其強調“聽勁”，即培養自己周身對對手和環境的感覺靈敏度，提高感知對方意圖的能力。在投資上，就是要培養自己了解市場的能力，更好地“傾聽”市場。 可是市場的特徵有很多，聽市場什麼呢？最重要的就是傾聽市場的周期。這就像推手中的對手，由於重心的關係，他有進攻，也有回撤，形成某種週期。你如果對他的進退趨勢毫無了解，毫無準備，毫無對策，那肯定是贏不了，或者輸掉。 為什麼要特殊強調週期呢？因為周期是市場最明顯的也是可以利用必須利用的一個要素。其它的東西，比如投資者某種超人的預測能力，或者內線消息，很難系統性地說明。而高深的定量方法，也不是一言兩語能說清。 那麼，為什麼要利用周期呢？ 一般來說，投資面對的是未來的不確定性。而了解市場週期，為的就是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或者給未來的不確定性更好的概率描述。有些事件，尤其是對投資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事情，即使我們不能確定它們明天是否會發生，但可以掌握它們在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是否發生的可能性。知道了這些概率，我們就可以提早做出準備，調整倉位，避免重大損失，或等待重大利好。 有些策略，如高頻投資，頻率高的好像可以不顧週期，但其實，在某些市場情況下，這些策略也會失靈，因此也會受到週期的影響。另外一種理論，強調長期持有，也就是完全忽略週期性。這種理論家給出一些數據，說從很久以前的某一年到今天，如果你從來沒把錢進進出出，那回報率非常高。可誰會等那麼長時間呢？而且，如果你看市場的變化，通常都是很好的表現忽然“毀於一旦”，而那些時刻，即急劇惡化的市場通常都有原因，是周期所致。如果能傾聽周期，利用周期，就可以避免這些時刻，投資的成果就會“事半功倍”。 因此在投資上，“傾聽”市場週期非常重要。 週期是個忠實的好朋友，不會不來。馬克吐溫曾經說過：“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我們常聽人說一切都是“命中註定”，似乎人生無法改變。就是說，人生雖然不一定可知，但都是冥冥之中註定好了的事，所以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該來的都會來，不該來的也等不到。 這似乎無法辨其真偽。 但果真如此的話，人不僅不必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也不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也無道德可言。但同時，你也不能對別人的行為有所指責，因為他的命運，他的行為，也不是他能決定了的事。 那樣的話，道德譴責，輿論批評，監獄懲罰都沒有道理了。 這似乎也難以讓人接受。 生命到底是不是必然、確定、早已被決定了的呢？ 相信決定論的不乏名家，尤其是很多科學家。最早興盛於18世紀，因為那時候，科學的力量開始顯現，尤其是牛頓力學可以讓我們算出天體運動的軌跡，對星體運動的未來具有準確的預見性。因此著名的科學家拉普拉斯斷言，天底下的一切事情都已經被確定好了。在這種思想下，世界就像一部鐘，像鐘錶一樣走動，未來的一切均已寫好。一直以來有眾多的科學家和非科學家都持有這種觀點，包括愛因斯坦。 決定論的觀點跟上帝的行為有關。如果一切都已被決定，當然是上帝決定，那麼存在的就是最完美的，最合理的，否則全能的上帝為什麼這樣決定它呢？這似乎有道理，但是也產生了一個悖論，至少我認為是悖論：如果上帝是萬能的，他創造了世界之後，再也不能改變它，如果改變它，就說明當初沒設計好，說明上帝不是萬能；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也不能改變世界，一切都很美好，那現在上帝也是可有可無的了。這樣束手無策的上帝怎麼能是萬能的呢？ 圖片 所以似乎上帝怎麼做都不是萬能的，如果一定要折衷，我倒是覺得上帝還在糾正這世界，這世界還是在變化中的，有不確定性的。這也是牛頓的觀點。牛頓這個人還是比較謙卑的，雖然他發現的牛頓三大定律那麼偉大，但還是相信還有一些上帝的事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萊布尼茨不太容忍還在忙碌糾錯的上帝，他認為一切都是決定好了的。 決定論能被人接受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接受因果關係。雖然決定論聽起來是個哲學問題，似乎與日常生活無關，但我們大多數人基本都會相信世間的一切都是由因果關係聯繫起來的；有果必然有因，同樣知道了原因就一定能知道結果，現在發生的一切都是由過去所決定的，它們是通過因果建立起關係來的。因此相信因果關係就應該相信決定論。 佛教裡的因果論我覺得很矛盾：一方面它說我們不能做壞事，不要造”孽“造“業“，否則就會脫生成受苦受難的。但此生是不是之前的因決定的呢

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的故事，世人皆知。雖然人們對徐志摩的熱情津津樂道，對金岳霖的癡情予以惋惜，但基本上都覺得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最般配的一對。 《林徽因傳》裡有個比喻說：“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終生痴迷的古建築來比喻他倆的組合，那麼，梁思成就是堅實的基礎和樑柱，是宏大的結構和支撐；而林徽因則是那靈動的飛簷，精緻的雕刻，鏤空的門窗和美麗的闌額。他們是一個厚重堅實，一個輕盈靈動。他們的組合無可替代。” 而且，據說林徽因對孩子說過，徐志摩喜欢的不是她，而是他自己心中想像的女神，因此她沒有接受他，而是選擇腳踏實地的梁思成。 果真如此，整個故事至少從林徽因這個角度來說是很完美的。 可是事情未必那麼簡單。我讀林徽因的文字，感覺其中隱藏了很多的東西。他們的故事，如果看成是個文學作品的話，在某個方面可以一比《紅樓夢》。想想，誰能把故事編得如此迭宕起伏，詩文寫得如此才華橫溢？曹雪芹一個人寫所有人的故事，所有人的詩。這裡可是中國近代文壇第一才子才女親自上陣，親自表演，文學性怎能不可觀！ 我把這個作品定義成一個悲劇, 並假設如下： 第一，梁思成對林徽因的愛不如老金和老徐對林那麼深，從而造成故事的悲劇性。徐志摩之追求林徽因，路人皆知，毋庸贅絮。金岳霖則為林徽因終身未娶，也有定論。金岳霖催人淚下之插曲為：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老金並不是沒有機會，而且條件不比梁思成差，高大英俊，才華出眾，留洋博士。而林徽因對他也有意，因為她把老金頭之間的曖昧和梁思成嚴肅地說過，說明她至少當時很欣賞老金頭，這讓梁思成思索一夜，覺得自己不能勝出，同意了。但林徽因還是了斷了這份情。 而且，老金能終身不娶，梁思成卻在林徽因死後不久即成婚，這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我尊重個人的自由，在現實生活裡不能批評梁，但文學作品裡可以。比如說賈寶玉選林黛玉或薛寶釵是他的自由，可是在文學作品裡這就是個大問題了。 第二，梁思成才氣不夠。徐志摩早死，林徽因也病體在身，你梁思成總得加把勁，留下點萬古留芳的東西吧。可是他留下的東西都達不到那個高度。他自己也力不從心。在林徽因死後，梁思成曾跟後妻林沫說過，作為徽因的丈夫，有點累。 “林徽因的才華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智者說，幸福來自一個樂觀向上的心態。 這話說的對，但操作性不強。一個幸福的人，大概天性樂觀。一個天性不樂觀的人，怎樣才能幸福呢？ 他需要明白幸福的含義，然後才能想辦法來幸福。 我覺得，幸福指的不一定是笑口常開，這樣當然最好，但對幸福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事理，從而能冷靜對待。 而明白事理，就是要避免心頭一團糟亂，一片黑暗，一個混沌！ 這讓我想到物理裡面“熵”的概念。熵是什麼，是秩序。秩序就是個量度，本身沒什麼意義，但是秩序的變化卻很容易理解。我們腦袋清楚了，想通了，事情有序了，這時我們就能做明白了，也能說明白了。我們就有了舒服感，幸福感。物理上說是熵變小了。熵越大，越無序。 金錢是什麼，愛人是什麼，事業是什麼，朋友是什麼？這些事，只要想通了，就很坦然，不再因為別人的話，別人的眼光而讓大腦進入混亂，造成無序，因此會很幸福。 也許人們會覺得傻子最幸福，因為他對世界的痛苦一無所知，每天哼著不清楚的歌，多自在啊。其實不，他腦袋一團混沌，猶如一盆泥水，完全攪拌均勻，是無序的極致，不能說是幸福。 清楚有序，想得明白，做得明白，說得明白，這才是幸福，然而這不容易得到。熱力學第二定律把這個困難說的很清楚，這個定律說，孤立系統自發地朝著熱力學平衡方向，即最大熵狀態，演化，不可逆。碗掉落在地上要破碎，原來有序的碗變成無序的碎片。一滴顏色滴落到一杯水里，這個顏色逐漸發散到水的各處，水便渾濁不清，也是更無序了。 然而這個定律有個前提，就是“孤立系統”才是這樣。我們可以把碎掉的碗補好，用化學手法把混水變成清水，秩序從無序到有序。熱力學第二定律不對了嗎？不是，因為我們進入了更大的系統，有人進入，從而給那些“孤立系統”提供了能量。就是說，我們用補碗和化學知識把這個過程給逆反了，熵又變小了。 如果沒有太陽的能量，我們地上的一切也不會這麼有序，沒了綠色植物，也沒了動物，完全混沌一片。 所以要對世界上的事理更清楚，我們就要不斷吸入能量，反抗熵的增大。 注意，不是知識越多越幸福。如果抓不住規律，知識越多越混亂。 明白了幸福的源泉在於減熵，本身就是讓人幸福的事，因為你明白了不快樂的原因。 “減”這個字也很有啟發，就是你要有行動，沒行動熵就會自動不斷增大。你要給自己增加能量，可不僅是熱量啊！ 熵這個東西是我學物理時覺得最難懂但也是最引人入勝的一個東西。它給世界帶來意義。如果世界只有物質和能量，很沒意思，不會

看自己寫過的東西，發現這一篇是關於普羅旺斯，對，就是那個滿眼綠色葡萄樹，金色向日葵和紫色熏衣草的法國南部。 八月二十八日，阿維農，索格 “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裡，夕陽西下的時候來到阿維農是個美妙的體驗”，雨果這樣說。 （“Arriving in Avignon with a beautiful autumn sunset is a wonderful sight.” Victor Hugo noted in 1839.） 從巴黎坐TGV，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傍晚到了普羅旺斯的北大門阿維農(Avignon)。如果是夏天，空氣會是潮濕而且霧濛濛的，不像現在這樣能看到遠山和羅納(Rhone)河。第一次路過這裡是2006年。那次是夜裡到，到處是梧桐樹，讓我覺得像從前的合肥或上海。不過那次從這裡去了French Riviera, 就是海邊的尼斯，坎城，蒙特卡羅等。這次則住在內陸，真正的普羅旺斯。 在火車站邊的租車公司取來預定好了的車，半個小時就到了索格河上的小島(Isle sur la Sorgue)。看來看去，並沒覺得是在島上，大概從前這個鎮只有街心的那一點點，被河水包圍的那塊地方，所以稱為島吧。 房子是在小鎮郊外，找到住處的時候，已經是夜裡。走到陽台上，看看天上那些清晰的星星，風吹過來，星光在打著轉，想到梵高那些夜晚星空的畫。 在夜色裡，能看到窗前的橄欖樹，其它樹一直延綿到遠處的群山之中。 夜裡一直是黑黑的，可是，太陽會忽地從山的那邊跳出來，急切的穿過窗子，照遍全屋，也溫暖著人的身體，那熱情和倫敦大不一樣，那裡的太陽帶著冷冷的矜持。我於是起身到陽台上，在陽光下呼吸那仍然涼爽的新鮮空氣，碰碰那些伸過來的橄欖果和小橡子粒儿，看看周圍到處都是的橄欖樹，橡樹和松樹。然後坐下來吃那飽滿的葡萄。 圖片 然後啟程，開始一天在陽光下色彩中的穿行。很多時候，路兩邊是連綿不斷的梧桐樹，它們把道路圍成拱形，行進其中像是美的體驗。 對我來說，那些旅行，更是在文字中的穿行，那些我所喜歡的人的文字。在聖瑞米(St Remy)，我減慢車速，打量著這裡的建築和樹木，試圖感受梵高在精神病院裡給他弟弟利奧寫那些書信時的心情。 在阿爾(Arles)，我在一個小飯店裡一邊吃飯，一邊看著對面的那個小旅館，那是梵高住過的地方。吃完飯，走進去，看旅館內院的黃色，那被梵高加重了色度的黃色。 “黃色”，梵高說，“是希望的顏

有個中午，我在上環的“南北小吃”快餐店吃完中飯，就順著山坡向山上走去，我的目的地是半山腰的一個叫“見山”的小書店。之前聽說過這家書店，也看了照片，覺得挺有情調，所以，這天就來實地體驗一下。 到了那，覺得確實“名不虛傳”，它坐落在一個主街旁邊的小庭院的最裡面，像是在享受都市裡的幽靜。不過，這個書店太小巧玲瓏了，主要就是樓下那麼一點地方，滿滿地堆著一些書，女賣主在書堆裡忙著什麼，我一進來就好像闖到了她的書房。書堆的前面有個雙人小木凳，她用粵語對我說話，大概是：你坐下慢慢睇。我就坐下來快速掃了一下那低低的書架上堆放的書。不坐下來還真不容易看呢！看起來書籍主要是兩種，一種是文學，張愛玲的作品和書信集擺在顯眼的地方，另一大類是港台時政。 看了一會，我就沿著像童話般低矮的樓梯到樓上轉了一下，上邊不大，書也沒有多少，更像是給人提供一個意境。從窗子往外看，就是那個小庭院，好像人們幼時的睡房。 牆上有幅廣告畫，上面寫著“開門見..."，沒有後面了“山”字，我想是要賣個關子，也許就是說明“見山書店”的來歷。不過，我也知道有“見山不是山”的說法，是不是這個意思呢？我沒有問女店員到底“見山”是什麼典故。我也不太清楚她是老闆還是店員。 書架上有村上春樹最新的出版物，是一本叫做《第一人稱單數》的短篇小說集。我翻到第一篇的第一頁，讀到第一句話： “我‘來了’的時候也許會叫錯名字，你介意嗎？” 我笑了一下，就合上了書。明顯的，這里村上春樹在迎合讀者。也許我說錯了，我覺得很多時候，他的讀者就是都市裡的青少年，讀他給他們的一點小刺激，再聽他聊聊音樂。讓青少年去享受吧，我還得回去上班。我抓起另外一本有關時政的書，是來自台灣的但出版社是牛津大學的書，書的內容是兩個人的對話，一位是入了美國籍的華人女作家，一位是在香港居住的日本人。我買這本書，主要是覺得很厚，所以從頁數來講很划算。我向來“買書如山倒”，但“讀書如抽絲“，我的意思不是不讀或讀的少，而是放在手邊一年又一年最後總是會讀完，像抽絲一樣。 不過買書太多，讓我都不敢去書店了。偶爾去了，一般還是買一本，有時是因為書好，有時是當捐助實體店，因為我覺得這些書店在網上書店的壓迫下，實在是沒多少錢可賺，而他們開書店，無非是為我這樣的人有個去處，翻一翻，懷懷舊，享受一下讀書人的樂趣而已。既然如此，我買書一般也不是為了買書，而是饋贈賣書人，有點像是講哥姐們義

你的離去，帶走了我的一份生命， 就如同，在那人影交織的林中， 一棵樹，被寒風吹得枯葉凋零， 再無從前的綠意青蔥， 教堂、爐火、鄉村路和那海景， 也沒了往日的柔情， 知道，無論如何尋覓，你都不會再現踪影， 一日之中，人已老態龍鍾。 唯有你的樣子，在記憶中朦朦朧朧， 你輕鬆的童心，仁慈的天性，還有與我的友情， 它們曾屬於我，充實過我的生命。 怎能說清， 你帶走的我，和我留下的你。 哪個更多，哪個更重。 這是我譯自桑塔亞那一組著名的十四行詩《給W.P》中的第二首。原文是： With you a part of me hath passed away; For in the peopled forest of my mind, A tree made leafless by this wintry wind, Shall never don again its green array. Chapel and fireside, country road and bay, Have something of their friendliness resigned; Another, if I would, I could not find, And I am grown much older in a day. But yet I treasure in my memory, Your gift of charity and young heart's ease, And the dear honor of your amity; For these once mine, my life is rich with these. And I scarce know which part may greater be －－ What I keep of you , or you rob from me. 余光中將它譯成了中文的十四行詩： 我生命的一部分已隨你消亡； 因為在我心裡那人物的林中， 一棵樹飄零於冬日的寒風， 再不能披上它嫩綠的春裝。 教堂、爐邊、郊路和港灣， 都喪失些許往日的溫情； 另一個，就如我願意，也無法追尋， 在一日之內我白髮加長。 但是我仍然在記憶裡珍藏 你仁慈的天性、你輕鬆的童心， 和你那可愛的、可敬的親樣； 這一些曾屬於我，但充實了我的生命。 我不能

在羅斯福籌建一支強大的海軍部隊的時候，總部和海軍戰爭學院的計劃者們也還在繼續著他們的戰略分析。到1901年底，他們認為在東亞的威脅不是日本，而是俄羅斯。當時，中國爆發了反西方的義和團運動（1900年），這為俄國人佔領滿洲並使它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是，俄國人這樣做違反了列強約定的“門戶開放”政策，並明顯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俄羅斯採取的挑釁性措施也威脅到日本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特別是他們對朝鮮的虎視眈眈，因為朝鮮半島在歷史上就被認為是日本的匕首，誰掌握的朝鮮，誰就能刺向日本的心臟。隨後，俄羅斯又完成了一個龐大的艦隊擴充計劃，將八艘新戰列艦移轉到他們認為有敵對行動的亞洲。俄國對日本在朝鮮利益的威脅催促著戰爭的將臨。馬漢當時就指出，“俄羅斯向東亞部署了波羅的海艦隊的一大半，效率更高，使俄羅斯與日本實現了實質性的海軍平等”。既然是平等，說明日本的海軍當時還是頗有實力的。 儘管俄羅斯的這些海軍力量調動是針對日本的，但美國海軍理論認為，這些俄國海軍力量也威脅著美國在東亞和菲律賓的利益。隨著東亞緊張局勢的升級，計劃者們開始猜測各種聯盟的可能性。這種猜測從法德俄日對美國和英國的聯合威脅，到德俄法陣線對美國，以及英國和日本的聯合威脅。雖然，還是有許多美國海軍計劃制定者對敵對聯盟的威脅不當回事，但是，這種強大的海軍力量聯盟，雖然其目的可能是針對俄羅斯，但對美國同樣具有挑戰性，迫在眉睫。 在這些猜測和俄羅斯艦隊繼續轉移的過程中，一件非常顯著的外交事件改變了國際戰略版圖。 1902年初，英國和日本締結了英日同盟。這個聯盟之後持續了二十年。在那個世紀之交，英國面對眾多挑戰，尤其是德國啟動大規模艦隊擴充計劃後不久，決定放棄“關榮孤立” 立場。而日本，對“外界”的持續威脅也感到厭惡，它需要尋求一個盟友，以製止其他第三方乾涉其追求國家利益的行為。這個日英聯盟，旨在減輕英國的壓力，但其後果遠遠超出英國的利益。 人們還記得，日清戰爭之後，日本在中國並沒有占到多少便宜，這是因為歐洲三強的干預。日本人認為，如果再來一次所謂的干預，英日同盟會給日本提供安全，即少受干預。特別是，如果與正在進行的滿洲和朝鮮戰略利益有關的日俄談判最後導致衝突，這個同盟也許會讓日本可以免受法國或德國的侵害。另一方面，聯盟使英國有機會削減其在東亞的部隊，並將其更多的海軍資源集中在自家水域。而英國決定將海軍集中

秋山好運氣接踵而來，竟在這時獲得了海軍部的許可，得以參加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開設的短期年度課程。他參加的講座包括對剛剛結束的與西班牙戰爭的分析。這期間，秋山有機會聆聽了戰爭學院院長查爾斯·斯托克頓上尉的演講，內容涉及戰爭，海防，海底電報和軍事行動的準備工作。未知的是，秋山是否會見了一些更為傑出的來訪者，包括戰爭大學的推手。海軍上將斯蒂芬·B·盧斯。 其間，阿爾伯特·尼布萊克中尉的論文談到了海軍在菲律賓群島的行動以及該島防禦的海上組織問題。尼布萊克（Niblack）建議美國可以在經濟上在菲律賓維持海軍存在。儘管尼布萊克沒有提到美國控制東亞領土會遇到什麼海上威脅，但是西方列強在亞洲增加海軍存在，對日本的利益來說並不是一個好兆頭。 亨利·泰勒（Henry C. Taylor）船長兩次講授海上戰術和海上炮火，以及經濟安全對海上強國的重要性。泰勒提到，由於西班牙艦隊的薄弱性質，西班牙和美國的這場海戰並不能算做什麼。泰勒斷言，在新興海上霸權的爭奪戰中，美國海軍的未來戰爭計劃必須基於與一個強手的相遇，至少是與美國海軍相等。儘管泰勒當時還沒有單挑出日本海軍，但秋山可以推測泰勒主張大幅增加美國海軍的建設，而日本有朝一日將成為美國海軍的對手。 麥卡拉（Bowman H. McCalla）上尉詳細介紹了美西戰爭期間遇到的問題。麥卡拉是美西戰爭前美國海軍的主要戰略家和戰術家之一。但是，他在衝突期間艦隊的行動讓上級官員們不滿意。麥卡勒批評美軍缺乏準備，指揮鏈效率低下，也提出了在國際法解釋，兩棲作戰和各種海上活動方面的問題。 我們因此可以相信，這些演講使秋山對聖地亞哥封鎖期間以及隨後的艦隊遭遇期間美國海軍的行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個時期的專業活動使他對當代美國海軍的做法，傾向和愛好有了深刻的了解。他還與許多美國未來的海軍計劃者建立了聯繫。 美國海軍那個時候的開放性將在1905年之後發生巨大變化。也許，這是對日本在1905年擊敗俄國所帶來的新的國際現實的回應，這些開放性證明會讓美國暴露自己，從而對這種“接觸”有了擔憂。 1906年，海軍情報辦公室建議外國軍官不要再訪問海軍學院和海軍戰爭學院。因為，這些軍官可以從“信號發送方法，戰鬥戰術和砲兵訓練”中推斷出很多海軍行動和戰術，並且可以詳細推導出美國海軍人員的實際狀況和艦隊效率。 不過，美國海軍學會論文集還會發表有關戰術，作戰和戰略發展的文章，秋山和其他

秋山的下一站是華盛頓。這個怀揣使命的初級軍官開始求見美國官方代表，包括海軍助理部長西奧多·羅斯福。他發現日本大使館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許多課程摘要，但是較舊，於是向美國海軍部門索求文件的更新版本。羅斯福與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院長卡斯珀·古德里奇上尉在磋商之後，同意給秋山提供新的課程摘要。 然後，秋山給羅斯福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懇求信，希望獲得更高級和更專業的教育機會，說希望獲得日本同行沒有的競爭優勢。秋山經過編輯過的五頁文檔的部分如下： 我很幸運能被送到這裡來學習海軍戰術、戰略和國際法。我們的海軍部門之所以把我送到美國，是因為他們認為貴國的海軍戰爭學院是這個領域中世界上最好的機構。到達這里後，我與貴國海軍參謀商討了我的願望後，了解到我獲得軍校入學的許可會有些困難，因為該校有許多重要且機密的課程。我相信您從之前的內容中也了解到我的目的和境況，所以我想，除了請求您別無他法，就是希望您能恩准我參加一些具有創意但並不保密的課程。請允許我添加幾行個人願望：自我到這以來，我總是擔心，如果我在這的學習過程中失敗，也許我可能會被召回日本。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熱切希望能入學戰爭學院的原因，不僅是出於官方要求，也是出於我自己的緣故。 但秋山未能說服羅斯福，沒能進入戰爭學院。 秋山的美國之行恰逢1898年4月至8月的西班牙—美國戰爭的開始，這為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來親眼目睹美軍的實戰而取得專業發展。 1898年6月，秋山獲得了和美軍一起從坦帕灣航行到古巴的許可。這次行動是在威廉·R·謝夫特少將的指揮下，謝夫特事先並不知道秋山要同行，所以要查證這個日本軍官的資歷，耽誤了一些時間。不過看起來美軍對整個事件安排不佳，在一系列尷尬的拖延之後才於6月14日從坦帕起航。更加令美軍感到惱怒的是，報紙專欄作家蜂擁而至，還報導了這只開往古巴部隊的狀態和位置，使艦隊處於危險之地。不過，他們的船用了一個星期最終到達聖地亞哥海岸。秋山觀察到了可以被形容為嚴重混亂的景象。事實證明，美國的艦船種類繁多，機動性差異很大。有些比旗艦落後了50英里，理論上，這些船很容易受到西班牙人的突襲。 美國艦隊於6月20日抵達聖地亞哥。為了從旅行的疲憊中恢復好一些，他們等到6月22日才靠岸。謝夫特將軍要求秋山和其他外國軍事觀察員繼續留在船上，直到軍隊四天后完成登陸後才能上岸。秋山和其他武官再次觀察到，軍隊在兩棲艦艇登陸的準備工作極其缺乏。不

  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三月一日在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叫“太多的選擇傷害美國”。他是左派，所以不奇怪他在說右派的不是。他認為右派在提出政見（主要是少監管和小政府）的時候，總會說目的是為了給人民更多的選擇，好像選擇多只能是好不是壞，但其實選擇太多帶來問題，有時會是嚴重問題。 哪些問題呢？選擇太多讓人眼花繚亂，不知如何下手。而且，這給魚龍混珠和不法分子提供機會。更有甚者，選擇多讓人緊張導致心理疾病，簡單的事情上緊張的要命，重要的事情上就會錯上加錯，尤其對窮人來說，更是如此：他們這麼少的收入，還要面對這麼多的選擇，簡直要了命了，死了的心都有。因此選擇多不總是有利的，有時是有害的，有時更是滅頂之災。 選擇太多為什麼會讓人眼花繚亂呢？他認為，很多普通人沒有那麼多精力和能力去面對太多的選擇而做出對他們來說是最有利的決定。他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得克薩斯某人因為選了錯誤的電氣提供商，這次暴風雪後賬單是一萬多電費，其次，某人選了個萬惡的醫療保險，賬單也是天文數字，對了，還有次貸危機，把那麼多複雜的金融產品賣給了了不成熟的投資人。 克魯格曼的很多見解並非全無道理，他是諾貝爾獲得者嘛！但這篇文章還是沒有說服我，上面出現的問題不是選擇過多的問題，而是（1）個人能力的問題。在琳瑯滿目的商店裡，總是有人拿錯物品。但實在不行，還是可以問商店服務員，市場經濟裡一定有人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最後還是有人拿錯；（2）監管的問題。提到監管，克魯格曼一定比較愛聽，大政府嘛。一定的監管可定是需要的，我並不反對。 克魯格曼還把自由市場派領袖人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拉過來嘲諷了一下。弗里德曼1980年曾經說資本主義的美妙就在於自由的選擇。 （Milton Friedman’s famous and influential 1980 TV series extolling the wonders of capitalism was titled “Free to Choose.”） 很顯然弗里德曼沒有錯。我們要更多的選擇，不是一種產品的商店。或者大家都穿藍褲子。 我讀他，是了解左派的觀點。我在他那裡學到不少東西。

          在中日戰爭（1894-1895）期間，由於西方列強三方進行干預，使日本無法充分享受與中國戰爭勝利的成果。秋山參與了這場戰爭，應該和她的同僚們一樣感到沮喪，他一定也困擾於日本為何無法阻止三方在1895年4月進行的干預。這三個大國要求日本將戰略遼東半島尤其是位於亞瑟港（即旅順）的海軍基地退回給中國。為了強調他們的決心，歐洲大國將他們的海軍移師到了東亞水域，並威脅說如果日本不默認就會面對可怕的後果。           日本在獲取了的領土問題上也面臨著另一個挑戰。儘管三方列強接受日本保留台灣（福摩薩）作為勝利的果實之一，但西班牙人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來阻止這種結果。西班牙政府對日本進一步向南擴張深感恐懼，但沒能成功地要求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對於西班牙人來說，台灣島位於菲律賓群島附近，構成威脅。西班牙政府表示要強化自己的海軍力量，但最後由於自身的能力也沒有做到，也沒有進一步能對阻止日本向南推進做出什麼表示。           日本那時還沒有準備好抵抗西方強國的聯合力量，只好退讓，但發誓要作出反應。在這種羞辱的刺激下，日本海軍決定從對其友善的西方海軍列強那裡尋求最新的知識，信息和訓練。這樣的部署為日本海軍提供了外部世界的製度窗口。目的是建成一流的海軍，以阻止對日本政策的任何干涉。 1898年亞瑟港被俄國占領後，日本海軍的緊迫感和增強海軍力量的需求進一步增強。如果西方列強要割讓中國，日本需要一支合適的部隊來確保其在中國“瓜”中的份額。           前面提到，1886年，真之離開他認為不適合自己的英語前景，進入日本海軍學院，獲得了四年的獎學金。因為秋山在海軍學院就讀之前學了一年英語，得以能夠吞噬著名戰略家的著作，當然包括西方理論家的主要著作。秋山在1897年前往美國之前曾讀過《馬漢（Mahan）和喬米尼（Jomini）》。 1888年後，日語版中出現了Clausewitz的《戰爭》（On War），秋山很可能是通過哥哥好古得知這些的。他也學習了一些亞洲的戰略，包括日本的武田信玄，中國的孫子和吳子在內的戰略。           為了提高其官兵的專業性，日本海軍開始向海外派遣特選官兵，這一程序一直持續到下個世紀。海軍命令當時是中尉的秋山去美國尋求高等教育的機會，為期兩年，尋求入讀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幾乎就在同時，發生了美國對夏威夷吞併的危機。兩國都向這些島嶼

       對馬海峽海戰是1905年5月27日到28日日本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在日本海對馬海峽進行的一場海戰，由日本帝國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指揮的聯合艦隊對陣俄羅斯帝國海軍中將齊諾維·羅傑斯特文斯基指揮的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戰役以日方大獲全勝而告終。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中三分之二的艦隻被摧毀，幾乎全軍覆沒；而日方僅損失三艘魚雷艇。這是海戰史上損失最為懸殊的海戰之一。日本聯合艦隊使用T字戰法殲滅了俄羅斯帝國第二太平洋艦隊 。           這場戰役裡有一個重要的日本海軍軍官秋山真之。他在這場戰役之前的一些年曾留學美國，完全可以說，秋山與美國海軍的接觸對日本海軍的發展至關重要。雖然他在從前的歷史研究中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今天人們認為他是日本海軍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得到了學者的廣泛讚揚：例如，“現代日本海軍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參謀長”； “對日本海軍思想產生了戲劇性和全面影響的關鍵人物”； “出色的海軍戰略家和戰術家”； “現代日本海軍思想始於秋山之功” ，等等。           外國人這樣說，日本人也一樣。著名的歷史學家淺田貞夫（Asada Sadao）說，秋山可以被稱為“日本海軍戰略的奠基人”，另一位日本海軍軍官指出，秋山“高聳於他的同事們之上”。還有一位日本歷史學家指出，秋山以其“智力”而聞名，另一位日本歷史學家則指出，在同齡人中，“秋山沒有平起之輩”。           這位傑出的秋山真之是誰呢？說來話長，他從未獨立指揮過戰鬥艦隊。儘管死的時候他已是海軍中將，但在日本的等級制度中從未擔任過更高貴的職務。而且，因為“秋山參加了與中國革命有關的政治活動”，即與孫中山有密切聯繫，上級對此不滿，他很快就退了休。           然而，秋山對在指揮系統中的前輩和同齡人都有很大的影響。秋山通過出色的計劃能力和敏銳關鍵的分析能力幫助日本製定了隨後的海軍戰略。一般很難說出重大事件是由下屬而不是司令員的努力而引起的，但是這裡，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下屬對世紀變革中明治時代的日本海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45年後的一位觀察員指出：“秋山海軍中將製定的海戰程序已發展為日本海軍的作戰學說，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秋山出生於1868年，即明治維新之年，於1918年去世，最終軍銜為海軍中將。秋山是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取得巨大勝利的主要設計師，後來為日本的海上戰略定位發

我看日本電視劇《坂上之雲》感慨良多，對其中的人物秋山真之尤其深刻，於是進一步了解了一些他的歷史。恰好有不少資料，翻譯整理成文。 一 在日清戰爭獲勝後的幾年中，日本海軍還沒有成為對西方大國的重大威脅。日本政府也沒有認真考慮過西方對其作為亞洲最強之國日益增長的恐懼。相反，政府和整個國家認為，它新獲得的戰鬥力和國際聲望為其國家追求戰略利益提供了更多的行動自由。這種行動自由還需要更多的軍隊和海上力量來支持，武力的加強看來確實能帶來有利的結果。而許多日本人也認為，未來的歷史將是日本人在世界各地建立新日本形象的歷史，而武力與這種形象並不矛盾。 這裡我們要先提一下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他是一名美國海軍的上校及預備役少將。馬漢的思想深受古希臘雅典海軍統帥地米斯托克利及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影響，主要著述有《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1793－1812》、《海權的影響與1812年戰爭的關係》、《海軍戰略》等。 馬漢的海權哲學被日本悉心吸取。 1890年以後，日本決定開始在數量和質量上改善其武裝部隊，並獲取基地和加油站，以行使國際影響力。 1895年後，中國日漸衰弱，這使得越來越多的歐洲大國覺得必須來中國分一分羹，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西方大國在中國的存在，對日本形成了威脅。同時，日本勢力範圍的增長意味著它最終要與西方大國出現直接衝突，因為這些西方國家對中國一些區域垂涎三尺，而這些地區在戰略上對日本的物資、經濟和國土安全至關重要。比如，俄國對中國東北的渴望就是這樣。 在1890年代，有一件事證明日本還無法贏得一場與西方的對抗，這就是美國對夏威夷的吞併。日本政府於是不得不韜光養晦不在東亞以外地區進行進攻行動。直到1914年8月，海軍計劃者才將主要精力放在西太平洋地區。這意味著把海上戰略拿上了桌面。 也就是說，在服從陸軍數十年之後，海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組織，當然他們在1893年已獲得與陸軍同等的撥款。但是，陸軍仍然是對國家國防負責的主要力量，由陸軍主導的政府指定陸軍總參謀長為所有帝國軍事力量的司令官。 這期間，1890年馬漢（Mahan）的海上力量研究的發表使得這一過程迅速發展。 1893年後，日本海軍“戰略精英”最重要的成員佐藤哲太郎，為海軍重要性的推

二月底到了香港，先是在半山的一家酒店住了一個月，然後在九龍一個叫奧運的地方租了房子。 半山上的這個酒店，叫做宏基國際賓館，英文是Bishop Lei International House。查一查，知道是以香港天主教會1973年間的主教李宏碁命名的。從這裡走下去，還真是路過香港最老的一個天主教教堂，叫做聖母無原罪教堂。這一帶有不少以基督教命名的學校和建築，也許從前是教堂區吧。 我上班的地方在中環靠海的地方，叫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最繁華的地方。辦公大樓下面是個豪華的商場，每天人來人往的。從住處到辦公室，走路的話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在雪萊道乘半山電動扶梯下去，途徑半山的各個街道，很熱鬧的。這個電梯據說是世界上最長的，也是香港有名的地標，王菲在《重慶森林》這部電影裡有這個鏡頭。 另外的一條路則比較安靜，路過那個天主教堂，還有動物園和植物園。在二三月份這個時間，那裡還是鬱鬱蔥蔥，有很多浣熊、猴子和鳥類，展現南國的不同。 這些天我在熟悉香港，而這裡已經有很多我熟悉的地方，比如，車輛靠左行駛，人行道有燈和聲音提示，就是我從前住過的英國的樣子。但也有不同，主要是語言的建築，是中英合璧的地方吧，或者，那就是香港的特色。街道，你可以說是擁擠，也可以說是接地氣、有人氣。我也在品察香港人，能夠感覺到他們也是中英的混合體，一方面是中國人，一方面也有著英國人統治過的痕跡。看著他們的一些活動，還是很好奇的。比如今天路上碰到的這個“伸手助人”，肯定是愛心活動吧！ 不過我有些不適，主要是旅館裡陽光不足又很小，公司訂的房間又不能調，感覺很局促也很潮濕。 還好，一個月過去了，很快在九龍租了個地方。這邊，與港島非常不同：那邊在山坡上，這邊在平地。那邊是老式街道， 這裡是新建的住宅。據說，這邊，大陸來的人比較多，他們喜歡新區，是在大陸這麼多年養成的習慣嗎！我到這邊來，大概是性價比吧。 雖然工作時間不短，但從奧運這個家到辦公室，只有兩站地鐵的距離，也就是十幾分鐘，與紐約和倫敦相比節省了很多時間，下班後睡覺前似乎有不曾享受過的時間。時間多不是問題，有好多事可做，比如，樓下有個會所。對了，會所是香港的一大特色，有運動場所和用餐的地方。雖然國內也有，但是香港這裡的會所，面積很大，也很豪華（當然也許不都是這樣），與相對面積較小的住在比起來，就很奢侈。這個時間，天還有些冷，游泳池還沒有開，開了的時候我就可以游泳，那是我

二十世紀以來，現代物理學對宇宙的起源、時間、空間和物質有了長足的認識。我一直在根據這些發現和物理學家所用的理論（主要是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以及歐洲和中國的哲學和宗教思想來思考宇宙和世界的本質。我將我的理解稱為“量子斯賓諾莎”或“量子禪”，並寫了一些文章來闡述我的觀點。其中的一篇叫做《量子禪：科學，哲學，神學和美學的統一》。這樣的一個題目充分說明了我正在嘗試做的事情。 許多人都已經談論過量子力學與東方古代智慧之間的聯繫，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基於量子力學所揭示的東西的一般性的哲學體系。關於量子力學有一些哲學研究，但它們是科學哲學，不是一般性哲學。 我相信我已經發展出這樣的一個哲學系統，儘管仍是初步的。我的努力並非希圖新奇，而是基於對智慧的真誠熱愛以及對世界能有一個更好的理解的願望。這項研究始於我最初對斯賓諾莎（Spinoza）的濃厚興趣，但後來我發現他的哲學有個嚴重的不足，主要是因為它導致悖論：一方面，他的理論是從上帝是全能的這樣一個假設開始；另一方面，他的結論卻是世界是確定性的，也就是說，萬能的上帝在創造了美好的世界後變得無能為力。這告訴我，斯賓諾莎的理論不自恰。它在某個地方除了錯。 在給出我的答案之前，讓我們先看看斯賓諾莎理論的其他結論。 因為斯賓諾莎的世界是確定性的，這個世界上的人類也沒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說，人們擁有的任何自由都是幻覺。如果是這樣，人們就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也包括各種犯罪行為。因為這些事情都是上帝確定好的了。 我想人們一般來說不會接受這樣的結論，但是，在他們心中會產生疑問：也許一切真的是命中註定的呢！ 既然人們沒有自由意志，那麼，如果一個人不相信上帝的話，也是上帝之所為。這似乎也是一個悖論：全能的上帝怎麼會創造出不相信上帝的人來呢？當然，也許這也是上帝的意願。 我在這裡經常提到上帝不是出於宗教原因，而是為了展示斯賓諾莎哲學中的矛盾。實際上，斯賓諾莎被認為是無神論者或泛神論者之父，或者更形像一點說，是無神論者或泛神論者的“耶穌”。 愛因斯坦是斯賓諾莎的忠實擁護者，他並且相信斯賓諾莎世界的確定性。這一點值得一說，愛因斯坦在量子力學的發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們都知道愛因斯坦的狹義和廣義相對論，但他之所以得諾貝爾獎，卻是與量子力學更有關係，那就是他1905年寫的有關光電反應的論文。在那篇文章中，愛因斯坦成功的證明光是粒子，而且具有離散的

 我在上海的時候，會想念倫敦。在倫敦的時候，又會眷戀上海。 想念倫敦，是因為那裡的清靜。眷戀上海，卻又是因為那裡的人氣。耐不住清靜的時候，我飛到上海；到了那之後，面對那旺盛的人氣，黑壓壓的一片，又會匆匆地離去。 落地倫敦，望著那似雨非雨的“藍”天，呼一口濕潤的空氣，有些感慨地說：倫敦，我回來了！ 可是，心中馬上又會湧起對上海的眷戀，眷戀窗外江面上來來往往的船隻，綠樹下玩耍的孩童，還有每天游泳的會館和閱覽室。所有的一切，似乎和我都有些關係。 給尚未回來的家人打電話。兒子說；爸爸，我們又去酷聖石（Cold Stone)了。他說的是那家在浦東上海灘廣場裡的冰淇淋店，它像個小玻璃船一樣，鑲嵌在廣場的中間。兒子喜歡那裡的冰淇淋，所以傍晚的時候，我常帶他到那兒去。他很滿足，我也很幸福地享受那份父子之樂。 我想我對上海的這份眷戀，大概就是由於這些積攢得越來越多的記憶，要不然會有什麼道理呢？多年前一樁偶然的事，讓我在上海停留了幾個月，住在衡山路，華山路附近。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卻也感受了那梧桐樹下一種特殊的氣氛。 有一天一位朋友和我見面。他是江西人，北美留學後去了北京。談話間他問，你一個北方人，怎麼會喜歡在上海落腳，不到北京呢？我說，誰讓我那年正好到了上海了呢？人到一個地方是隨機的，日子久了卻又離不開越來越多的記憶。 不過，我有點理由。我說北京文化氛圍好，尤其是小話劇員，我最為喜歡。可是環境太差，一百米外灰黃一片，怎麼讓人喜歡呢。他說，你那是碰上了，不總是那樣的。我心想老舍那時侯風沙就大，現在加上污染怎麼會變好呢，梁實秋就說過北京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層泥。我到國家大劇院看過，那鴨蛋四周的水底，就是厚厚的一層泥。我有一年四月在那，站在天安門前看不清毛主席紀念堂。也許是讓我碰上了。 另外一天在同學老王家打牌。席間，這幫大學畢業後頭次見面的同學又問我： 你一個北方人，怎麼會喜歡在上海落腳，不在北京？ 我說原因很多。除了多起來的記憶，不同的環境外，還有個人對生活的看法。 北京大大小小的衙門，讓我這個追求自由的人感到芒刺在背，不舒服。在上海我像是躲進了人海裡，感覺舒服得很。另外我對上海人做事的認真相當認同。當年在上海時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個是街頭的協勤員，他們的認真勁在別的地方看不到。如果中國每個地方的協勤員都能那麼認真，中國的交通秩序定會大有改觀。另外一件呢，是幾年前在淮海中路上

 歐洲的城市，讓我感覺最深的並不是它們的名勝古蹟，而是那些三四層高的，有著幾百年曆史的一般民宅。它們高大厚實，隨處可見，和中國城市里四十多年前還比比皆是，至今還存在不少的低矮單薄的平房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讓我知道歐洲平民在幾百年前就已經開始享有的富足生活，在二十世紀後葉，離中國人還相當的遙遠。 這也許可以歸咎於歐洲君王的大度和中國皇帝的小氣。歐洲君王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宮殿和莊園，但也不太介意其臣民過上富足的日子。中國的皇帝則不然，不論自己過得多美，對其臣民的好日子都分外眼紅。即使是富庶的江浙一帶，民宅也是非常的保守，因為太招搖很可能會遭到滅頂之災。君王與臣民的距離也不一樣，英王的獵場在十八，十九世紀既已成為公園，老佛爺的園子卻只能留給自個兒享用。 中西官民生活之所以如此不同，最根本的原因，是對人態度的差異。中國的皇帝或者當官的，都覺得自己才是人，別人不是。這種只有當上人上人才是人的觀念，造成“苟富貴，必相忘”。不忘的只有自己的親朋，絕非那些和自己從前一樣的窮苦人。這樣的境界，一直無法得以超越。周而復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有所好轉。那一年鄧小平說：你是人，你有改善你生活條件的願望。我不能否認這一點，所以你去致富吧。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變化。它所造成的影響，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展開。那永不停歇的建築工地，告訴人們人類改善自身生活的願望有多麼強烈。只要給他們勞動致富的自由，他們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境遇。 這道理雖然簡單，但中國的傳統思想並不認同。孔子在老百姓吃的飽（足食）和有信仰（民信）之間做選擇的時候，毫不猶豫的把前者踢開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對待生活的態度上，他不厭其煩的講述貧和富的關係。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貧而樂，富而好禮”。話雖然高尚動聽，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高的境界。把人的境界提的太高，最後達到的無非就是把一些人當人，其他人不當人的作用。所謂“學而優則仕”講的也是這個意思：學好了當官才是人，否則不是人。 現代文明的根基，就在於承認這樣一件事：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和權利。一個人從生下來，最大的願望就是改善他的自身生活條件，一直到他進入墳墓為止。而給他以足夠的自由，讓他釋放出他的能量，實現他的願望，過上富足的生活，這樣的社會，就是現代社會。這樣的文明，就是現代文明。任何阻撓這種願望實現的社會和文明就是落後的和野蠻的。 一七六二年左右，也就是蒸汽機

 一七五零年前後，蘇格蘭出現了一個文化鼎盛，人才輩出的時期，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這個運動有兩個中心，一個是西部的格拉斯考，一個是東部的愛丁堡。格拉斯考是個工業城，以煙草業為主。從美國弗吉尼亞到格拉斯考的船隻，裝滿了煙草，加工之後再銷往歐洲大陸。所以格拉斯考大學的著名人物多在應用技術領域，如發明瓦特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和發現了二氧化碳的化學家約瑟夫·布萊克。亞當斯密當時也是在格拉斯考大學。 愛丁堡則偏向於藝術，文學和哲學這類形而上更抽象更思辨的領域。最為獨特的是它的氣氛：學者和思想家們經常匯聚一堂，高談闊論，這其中不僅包括諸如本傑明·弗蘭克林這樣遠道而來的客人，還有來自格拉斯考的亞當斯密等。那個時代，這樣的盛況只有倫敦和巴黎才有。所不同的是，倫敦和巴黎的沙龍是由貴族引領的，講究等級制度，愛丁堡則沒有這樣的要求，高質量的思想是唯一的通行證，酒肉是辯論的佐菜。 亞當·斯密，一七二三年出生在愛丁堡附近的克考迪(Kirkcaldy)。因為他父親是個海關檢查官， 斯密得以觀察到人們各種各樣的走私方式。這讓他意識到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時候，總會想盡一切辦法。五十年以後，他在國富論中寫道：每個人要改變它自身條件的那種願望，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這種願望本身就可以讓社會走向繁榮和財富的豐富。可是人類總是要加入各種各樣的阻礙，使得人們這種願望不能得以自由的實現。 斯密的老師是弗蘭西斯·哈欽森（Francis Hutcheson），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鼻祖。哈欽森認為人與生俱來有一種道德感，因此會在很多時候體現出利他的傾向。哈欽森的觀點也許不是那麼新穎，可是他對人的研究代表了和過去不同的一種研究方法。哈欽森從人類社會逐步進步的現象問：為什麼人類平均上來說是好的而不是壞的？為什麼他們沒有選擇以謀殺和搶劫作為主要的謀生手段，而是選擇了每天上班這種比較有建設性的生活方式？ 斯密的個人主義看起來和老師的觀念相抵觸。不過斯密的理論還不這樣簡單。他的朋友哲學家休謨卻可能要完全推翻哈欽森的觀點。但最後，斯密是以他自己的理論解救了老師。要想了解斯密，我們先看看休謨的觀點。 休謨是個天才。他大部頭的《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rure) 出版於一七三七年，當時他還僅僅是二十六歲。在那之後的四十年間，他雖然寫了很多其他的書籍，名氣越來越旺，可是基本觀點在《人性論》裡都已

二零零五年我從紐約轉到倫敦工作。半年後的春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一趟蘇格蘭, 遊覽了愛丁堡，格拉斯考兩座城市以及有名的尼斯湖和萊蒙湖。不過，我的目的不在玩，而在“研討”蘇格蘭。為什麼呢？原因有三。 首先，我寫過一篇叫做“蘇格蘭人如何決定了日本與中國兩百年的命運”的文章。在那裡，我講了蘇格蘭人如何在鴉片戰爭中擔當了英方急先鋒的角色，以及他們如何幫助日本實現現代化轉型，從而阻礙了中國的發展進程的故事。這讓我總想去親眼看看這蘇格蘭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 其次，我對這世界的很多看法，是在一些人的影響下形成的。後來我發現這些人竟都是蘇格蘭人或者和蘇格蘭有些關係。他們當中首推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這兩個人的思想，是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的基礎。其他很多人，如麥克斯韋，曾以優美的數學物理方程式，讓我在大學時代對物理如痴如醉，至今仍佔據著我的興趣空間。我喜歡寫文章，自然也還算喜歡文學，而蘇格蘭還有柯南道爾，司各特，史蒂文森這些文學大家。 那麼，第三個原因呢？ 這還得從位於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說起。普林斯頓大學是蘇格蘭長老派（Presbyterian）基督徒建立，我在那裡度過了求學生涯的最後五年，那裡也是我在美國居住的地方。當人們問我在美國住在哪裡時，我會說是在普林斯頓。我在蘇格蘭的時候，想到的是普林斯頓那條叫做威德斯蚌的小街和古老的麥考士樓，因為他們都來自於蘇格蘭，也都是普林斯頓大學最受尊敬的校長，對普林斯頓的貢獻最為傑出。如果說哈佛和耶魯是英國人按照牛津劍橋所建的，那麼普林斯頓大學則是蘇格蘭人按照愛丁堡大學建的。 為什麼普林斯頓是按照愛丁堡大學建的呢？因為一七四六年普林斯頓建校的時候愛丁堡和格拉斯考出現過一個叫做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文化鼎盛時期，代表人物就是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 近代歷史上的啟蒙運動說是有兩個：一個是法國啟蒙運動，一個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並沒有英格蘭啟蒙運動。人們有時說的不列顛或英國啟蒙運動，其核心人物是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所以實際上還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即使是在中國更有名的法國啟蒙運動，其核心人物伏爾泰也曾說過：“我們對於文明的所有想法都可以在蘇格蘭找到”。而德國的康德，在看了斯密和休謨的書籍之後，也大為讚賞，嘆為觀止。也是由於這段歷史，愛丁堡被稱作“北方的雅典”。 說美國立國思想的根基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精神，也因此它是與普林斯頓大學的精神和氣質是一致的。美

 在倫敦生活了八年，有一天忽然決定離開她，當時的感覺，就如比爾·布萊森在他的《小島日記》中說的： 忽然，在一瞬間，領悟到為什麼會喜歡倫敦－實際上，是她所有的，每一處，好的或壞的。正如作家Bill Bryson所說: "I can never understand why Londoners fail to see that they live in the most wonderful city in the world. It is far more beautiful and interesting than Paris, if you ask me, and more lively than anywhere but New York - and even NY can 't touch it in lots of important ways. It has more history, finer parks, a livelier and more varied press, better theaters, more numerous orchestras and museums, leafier squares, safer streets, and more courteous inhabitants than any other large city in the world. How is it possible, in this wondrous land where the relics of genius and enterprise confront you at every step, where every realm of human possibility has been probed and challenged and generally extended, where many of the very greatest accomplishments of industry, commerce and the arts find their seat, how is it possible in such a place that when at length .... It looked so peac

刚搬到樱草山的那个周末，早晨起来透过窗子向外看去，草坪上有很多孩子在踢足球。带着儿子去问，原来是家足球学校，于是就给他报了名。站在屋内，可以看到他和其他孩子跑来跑去。 他踢足球的时候我有时去跑步，一边跑一边看哪间房子上有蓝牌子。 这些牌子告诉人们某作家，艺术家或其它名人曾在此住过。伦敦很多的房子上都有这种标志。有次在公园另一侧的Chalcot Square小区里, 看到12号房子上的蓝牌上写着“Slyvia Plath在这里住过”。Plath是个出生在美国而在英国生活的著名诗人。女演员Gwyneth Paltrow曾在一个电影里演过她短暂的一生。我们欣赏一首她的诗《镜子》： I am silver and exact. I have no preconceptions. 我是银白而精确的。我没有偏见。    Whatever I see I swallow immediately 不论看到什么我都立即吞下    Just as it is, unmisted by love or dislike. 如实地，不被爱憎迷障。    I am not cruel, only truthful-- 我不残忍，只是忠实——    The eye of a little god, four-cornered. 小神的眼睛，有四个边角。    Most of the time I meditate on the opposite wall. 大部分时间我沉思对面的墙壁。    It is pink, with speckles. I have looked at it so long 粉红色的墙带斑点。我注视它良久    I think it is a part of my heart. But it flickers. 我想它是我心的一部分。但它明灭不定。    Faces and darkness separate us over and over. 脸孔与黑暗反复地隔开我们。     Now I am a lake. A woman bends over me, 现在我是湖泊。女人俯身向我，     Searching my reaches for what she really is. 在我的范围里搜寻她的真面目。  

在倫敦的八年，兒子從八歲長到十六歲。在他小的時候，和他一起經常沿著攝政公園的運河騎自行車。我倆有一個特殊的四月天，讓我有這樣的記錄： 空氣暖暖的, 岸邊的樹和草綠得刺眼，花鮮豔地開著，鳥懶懶地躲在樹蔭裡不願發出聲音。只有偶爾開過來的遊船才能暫時打破這種平靜。 運河上有幾座小橋，連接阿爾伯特王子路，攝政公園及公園北部的倫敦動物園。快到坎姆敦市場的時候，我又聽到了手風琴的音樂。而且又是他，那個吉普賽人，一個熟悉的面孔，站在橋下的一角演奏著。每年天暖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在那裡，提醒我在倫敦又度過了一年。那段路旁的建築離水非常近，有點像威尼斯。不過它們簡單而嚴肅的裝飾卻又告訴我這是絕對的倫敦。 坎姆敦市場是我們的目標。運河在那里和坎姆敦城區相遇就像是到了家，不再往前走了。一些可以住人的小船在那裡停靠著，甚至可以看到他們的內部和主人。是什麼樣的人選擇在都市裡生活在飄搖的船中呢？ 我一邊騎車，一邊看了一眼兒子，他還在慢慢地向前騎著。 同樣是在城裡，運河那邊像鄉下，坎姆敦市場這邊卻好像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走動，在喧鬧。世界各地來的人在這裡購物，吃飯，或者就是看熱鬧。兒子到這裡是為了吃“雞肉法希塔”—一種用麵餅夾烤雞肉蔬菜和墨西哥調料的食物。對他來說，這個食物可以滿足他無比的美國鄉愁。當聖誕節快到的時候，他對美國，他幼時的玩伴，尤其是對美國食物的想念，更是溢於言表！ 吃了飯，我們有時會到附近一個“水石”書店裡轉一轉。兒子會坐在卡通漫畫書架下讀他的“哪汝頭”—一個源自日本，我不知講些什麼的系列小人書。我通常則是翻看一些歷史書，尤其是那些英國人寫的關於英國人的：休謨，斯密，羅素，拜倫，…。 然後兒子會買一本他喜歡的書，我則買一本我喜歡的書加上一份金融時報，再買份飲料。回去的路上在岸邊坐下，父子同讀，享受那個倫敦春天的時間。

倫敦中國城旁邊的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從前沒有線上書店或者像“水石”這樣的超級書店之前，有很多小書店，是非常有舊時倫敦風貌的地方。有一本書叫《查令十字街84號》（84 Charing Cross Road），曾經拍成了電影，作者是海蓮漢芙(Helene Hanff)。 這本書是以書信的形式寫居住在紐約的作家海蓮和這條街上馬克絲書店店員弗郎克等人交往的故事。海蓮很清貧，由於工作和對英國文學的熱愛，需要訂購很多書，其中的一些在紐約買不到，於是和弗郎克的這家舊書店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即使是能在紐約買到的書，她也依賴弗郎克從倫敦寄過來，就這樣他們交往了大約二十年。這期間，由於沒有足夠的路費和其它原因，海蓮竟沒有去過倫敦，但有一天弗郎克忽然逝去，她頓感遺憾。這時候，海蓮的朋友在倫敦訪問，海蓮在給朋友的信裡說：”你們若恰好路經查令十字街84號，請代我獻上一吻，我虧欠她良多……“ 讀了這句話我想起自己時而光顧的那個在大英圖書館對過的小店。兩鎊一本，有很多我喜歡的書。覺得太便宜了，經常怕它關門。其實，倫敦現在還有很多這樣的書店，數目遠遠超過其他城市。 讀了那本書之後，有次我從中國城出來，尋找查令街84號的這個馬克絲書店（The Marks & Co ），卻遍尋不著。最後在一個飯店的牆上，看到一個字跡不太清晰的牌子，上面寫著：“查令街十字街84號，馬克絲書店故址，由於海蓮漢芙的書而馳名於世。“ 我把海蓮最後一封寫給朋友凱瑟琳的信譯到這裡： 親愛的凱瑟琳， 我在清潔我的書架，所以地毯上到處都堆著書。這會兒，我正偷閒坐在這些書的中間給你寫幾句話，祝你和布來安去倫敦一路平安。他那天在電話裡對我說：“要是你有票的話，會和我們一起去嗎？” 這讓我幾乎落淚。 可是我不知道，也許永遠不會了。很多年倫敦都縈繞在我的夢裡。我以前去看英國電影就是要看看那些街道。我記得很久以前一個人對我說，去英國的人都會發現他們要找的地方絲毫不差地就在那。我說我要找的是文學英國，他點頭說：是還在那啊！ 也許在，也許不在。看著地毯上的這些書，我知道，它們在這兒！ 賣我這些書的那個人，上帝保佑，前幾個月死了。書店的老闆馬克絲也死了，但是那個書店還在。你們若恰好路經查令十字街84號，請代我獻上一吻，我虧欠她良多，…。

 從倫敦的中國城出來向北走，穿過沙福茲貝里大道, 兩分鐘就到了瓦多街上的聖安妮小教堂。有一天我散步到那兒，去看散文家威廉·哈茲里特的小墓碑。因為他，英國散文到了巔峰，不只有哲理，更多了一份恰到好處的浪漫。陰雨天裡讀他，會感到陽光的溫暖；能讓蝸居在都市人聽到山野的呼喚。而有一次我恰好讀到他對不朽青春之描繪，心頭猛地感到一振，他寫道： “去看金色的太陽、蔚藍的天空和一望無際的海洋；去出行在青蔥的原野，體驗做萬物之首的情懷。去俯視那令人驚愕的陡峭懸崖，眺望那遙遠的陽光峽谷；世界在腳下延伸，星光不再遙遠！去讀史，領略帝國的興衰和世代的交替。去傾聽泰爾，西頓，巴比倫和蘇撒昔日的榮耀，然後說：皆為往事，逝者如斯。此時此地，是我的世界！” 哈茲利特的散文用優美的文字談藝術，評文學，論政治，說出遊。如今倫敦大報小報週末版的內容，都能看到哈茲利特的影子。而我，也是在倫敦在閱讀各種報紙副刊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中學小學時最喜歡的是閱讀和文字，而後來所做的物理、工程和金融，只是寫作的內容，於是開始了寫作之人生。

美國的朋友來倫敦，我常對他們說，這裡的公園很好，要不要去看看？ 通常的回答都是委婉的拒絕：時間不多，還是看看名勝古蹟吧！ 我知道他們的想法，正如一個朋友說的：你在美國呆過，知道那裡的大房子，大院子，和公園一樣大，還看什麼公園啊！ 是啊，說起住的，哪裡也趕不上美國。可是我覺得，我離開倫敦的時候，最為不捨的還就是公園。 有次一個朋友來，住在堪星頓公園的旁邊，他們跑馬觀花看了一個星期，卻從沒進公園去看一眼，我很為他們可惜。 偶然看到劉墉的文章，也提到這樣的事，於是有了個新的感悟。他說二十年前他到倫敦，住在一個僑領家，吃完飯主人總是帶他到公園去散步，感到很納悶。後來聽到一個意大利人的話才略有所悟：“歐洲人常這樣，不像美國人，拼命工作，拼命掙錢，然后買大房子，有大院子，把自己關在裡面”。 劉墉後來看到美國一對老夫妻把房子賣掉，去世界旅行，感嘆說：年輕時拼命賺，希望擁有全世界；老來斷捨離極簡主義，終於可以以世界為家。 我不知道哪個境界更高，哪個更好。只是想，在倫敦的時候，我就盡情享受這些園子吧 倫敦的公園有多好，有儲安平的《英國采風錄》為證。他說: 英國自然生活中，最習見的兩樣東西是樹和草地，二者缺一不成其為英國式的自然美。泰因有一段文字論及英國的樹:：“英國氣候之適宜於樹的生長, 毫無疑問。除此之外，則因英人之不亂砍樹，礪傷樹木，遂使樹木得以不遭糟蹋。英人之天性實有利於樹木的保存。” 這種由樹和草地構成的英國式的自然美, 在英國的公園中尤為明顯。英國公園的特色是盡量讓草地和樹木滋長而各得其所, 其風格與東方的公園適異。中國的園子, 總特別鍾情於假山盆花, 以為沒有這些東西便不成其”園”。大概中國的園子是供人遊的而非供人息的，而英國的園子是供人息的而非供人遊的。 英人當在公園裡散步時, 總盡可能的一個人獨步, 其視線與心靈俱置於自然境界中而沉默無言。英人因喜一人獨步, 故公園中草地越廣越好, 俾可各自散步而不與他人接觸。 我不能說中國的園子全無它的妙處, 不過那些無處不在的題詞, 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就連最陡峭的懸崖絕壁上, 海南的天涯海角處, 都不放過。非要在最自然之處, 題上最不自然的兩筆字，有些字還極其醜陋。中國官人，文人和世人的自戀和低俗的情操暴露無遺。 只可惜，這樣一個在抗戰的時候從安靜的倫敦跑回自己的祖國並在顛沛流離的路上寫這些話，為祖國的積弱尋求答案的人，在文化大革

 我在2005年夏天來倫敦之前，猶豫過一段時間。在美國生活了多年，動一動談何容易。當最後不得不做決定的時候，才又想起自己當時在獵頭勸說下動心的原因：在新大陸呆久了, 生活不免有些單調；而歐洲這個舊大陸，想起來卻還是個未知數。尤其是從前讀過的那些英法小說, 讓我有一種想“重溫故地”的渴望。於是下決心和工作多年的公司說了再見, 舉家遷往倫敦。 飛機到達倫敦上空的時候，我向下看去: 天空中有些陰雨, 摩天大樓很少, 到處都是樹。這讓我感到很親切。這些年來, 每飛過一個城市，我都是這樣看。遺憾的是，每座城市都是密集的高樓。我對這種景觀沒什麼好感，而且這種感覺又被一幅現代畫所加重，那幅畫也是從上空看城市，那些密集的樓房被描繪成一片灰濛蒙的墓地，中間有幾棵枯枝強打著精神。我在空中看紐約，東京，北京，上海，無一不是這樣。 到倫敦的第一天，我們就去看海德公園了。因為不是周末，沒有人演講，但公園之大，樹之多之綠，讓我很驚訝。之後又發現了攝政公園(Regent)，格林公園(Green)，堪星頓公園(Kensington)，荷蘭公園(Holland)，翰姆斯地公園(Hampstead)，櫻草山公園(Primrose Hill)等等。倫敦的公園之多，世界上大概絕無僅有。一直到十一月，樹都綠得讓人心曠神怡。 兩個月之後我們搬出公司短期提供的住處去找自己的房子。找來找去，看到一間靠著櫻草山公園的房子。從窗子望出去，正好是公園的綠地。櫻草山之美，讓我們感到非這間不可了。 冬天的倫敦整日陰雨綿綿，濕濕的冷氣直往骨子裡鑽。夏天幾乎不用空調，有時也會覺得冷。但無論如何，沒有美國東北或中國東北的冰天雪地，陰陰的天氣別有一番情調。夏天最熱的時候倫敦最美，這時候，常年的多雨還在讓樹葉保持翠綠，而陽光的溫暖則撥去了陰霾，全城的人都會到公園裡，坐在山坡上曬太陽。我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也見過很多美麗的風景，但倫敦公園的美想起來會讓我落淚。當然，這也是因為自己在那裡住過，因此充滿了記憶，而這記憶著的是在翠綠中與兒子騎自行車奔跑，在運河閃光的水邊散步，在攝政公園盛開的玫瑰旁駐足，當然還有自己彼時更加年輕的生命。莎士比亞有一首十四行詩把心中的戀人比作夏天：我可不可以把你比做夏日？你比夏日更可愛更溫和(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擱淺在英國這個島上，總覺得有些局促，好像一不小心就會撞到它的邊緣。這是因為我之前住過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都大得好像無邊。好在這個島真不錯，有很多可看的地方，而且大部分時間只需在倫敦城裡轉。這尤其適合像我這樣的人，喜歡歷史，喜歡獨步，喜歡公園裡的葉茂枝繁，喜歡在咖啡店，一邊讀金融時報一邊看窗外走路的人。當然了，不能太在意那些經常出現的綿綿細雨。到了英倫，你得要求自己靜下心來，慢慢欣賞，即便是一些小事，包括在大英博物館的大堂中間向上望那玻璃棚頂上的天空，在黃燈一閃一閃之中讓汽車給你讓路，在查令十字街上的書店裡慢慢地品書，...。 然後你會像我一樣默認，倫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城市。她比巴黎少了些華麗，多了些樸實，但又不失皇家的大氣。她的活力直逼紐約，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紐約，比如更久遠的歷史、更濃綠的公園、更內容豐富的報紙、更多的劇院、更多的博物館等等。還有那些讓人舒服的小主街（high street），小後街，小花園，小書店。小說裡的人物走過貝克大街，過了瑪麗邦路，繞一大圈，感覺到的是滿滿的文學味道；而若是在紐約，就只是過了第四大道，穿過第四十四街，味道差了不少, …。 除了那時破舊的西思羅機場和經常下雨的天氣，我覺得倫敦可以說是近乎完美。就連天氣，感覺也因人而異，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冬天不冷，夏天不熱。煙雨過後，街道格外乾淨亮麗。路邊的樹和草，在冬天也綠油油的，讓人有不識節氣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