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行山

加藤嘉一：我想提一件關於面子的事。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和美國打貿易戰，我們選擇了“服”，因為我們要保障自身的利益。從幼兒園開始，我們就被告知，利益和麵子不能同時要。我們把美國的汽車關稅降為零，可是他們的車還是賣不出去。他們對我們的車卻加關稅，這似乎不公平，但我們要的是整個國家的利益，不是不值錢的面子。日本官員在美國人面前服服帖帖，肯定很痛苦，我們看著也痛苦，但是我們覺得那就是愛國的表現，是為了保證老百姓的利益。看中美貿易戰，我們覺得，你們很少有人想中國長遠和實在利益。不僅是官員，還有普通百姓，你們似乎覺得，抵制美國就是好。我們大多數日本人覺得這樣的思維和行為就是笑話。 查建英：那時日本以退讓爭取自身利益，背後有日本的文化心理。日本戰敗，美國保留了天皇制，協助制定了民主制度，並幫助日本實現經濟起飛。所以日本走向現代政治文明受惠於美國，經濟起飛也受惠於美國。日本有一種感激之心。 加藤嘉一：應該是。我們知道，利益是有層次的，而我們最大的利益就是依靠美國。因此貿易順差上可以妥協。此外，美軍駐紮在日本，我們也覺得面子受損，也是掉一些尊嚴，但是我們知道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於是笑瞇瞇與美國談判，日本納稅人願意付費讓他們來幫助我們保證國家的安全和國民的安心。 查建英：我最近才知道日本帶著屈辱給美軍提供費用，原以為是美軍自給自足。 加藤嘉一：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麼。日本與俄中不同，不需要用面子和美國對抗。對抗對我們沒有任何利益。俄中互相之間“欣賞、信任、尊重”嗎？我看沒有，都是表面的現象，只是因為都看不慣美國而走到一起。但如果真的打敗美國對他們自身有什麼好處嗎？我看沒有，到時候他們之間廝殺更無利益可言。就是現在，也看不到任何好處，無非就是互相得了自以為是的面子。除了大國這個共性之外，俄中的共性是都愛面子，非理性，不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俄中這一點上有共同的基因，自認是大國，面子很重要，對“平等”，“尊嚴”和“主權”非常在意，會因為這些詞彙和對手對著幹。日本沒有這個基因，也不是嚴格上的大國，寧願做小國，也不會為這種不值錢的，其實從根本上也不會維護國家利益的面子出賣老百姓利益的事。在日本人看來，與美國對著幹是賣國的表現，不是愛國，是害國。為害國而害國的人是少數，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為愛國而害國的人。更可怕的是，他們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寫過一本書叫《愛國賊》，副標題是“不知不覺出

愛因斯坦是在1905年研究出狹義相對論的，那一年他發表了五篇文章，每篇都非常重要，尤其是狹義相對論。十二年之後，他又發表了廣義相對論。可是，由於種種原因，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不願以相對論給他授獎。到了1921年，也許實在說不過去了，他們才不得不給他諾貝爾獎，不過不是因為相對論，而是基於愛因斯坦1905年一篇有關光電效應的文章。當然那篇也非常重要，因為它說明了光的粒子性和光能量的量子性，是量子力學的重要里程碑。 廣義相對論要比狹義相對論複雜的多，起碼數學是這樣。狹義相對論數學雖然沒那麼複雜，但不是不重要。相反，它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大的應用，而且還導致很多“令人不解”的現象。所以，一篇文章裡說狹義相對論就說不完，廣義相對論就另說吧。如果沒有特殊說明，以下文中相對論指的就是狹義相對論。 相對論為什麼重要？因為它改變了之前人們基於牛頓力學的時空觀。即使在今天，不懂相對論的人們仍然是生活在牛頓時空觀下，他們以為，空間是空間，時間是時間，二者互相獨立。而且，不論你以什麼速度運行，空間長度和時間長度都應該是不變的。但是，相對論的結論是，時間和空間在（做相對勻速運動的）不同參照系下會有不同，因此不是絕對的，而且時間與空間還有關聯性。這些結論與人們日常感覺不合，而且導出一些更加不可思議的現象，比如，在一個參照系裡同時發生的兩個事件，在另一個快速飛行的參照系裡卻有先有後；一對雙胞胎，一個坐上接近光速飛行的飛行器，回來發現自己還很年輕，兄弟卻已經老態龍鍾。相對論能導出這麼多奇怪的理論，讓我們對時空有了新的理解，確實具有革命性。 你可能會問，這麼奇怪的預測，相對論真是對的嗎？對不對除了看推導過程是否正確，也要看是不是與實驗結果相符。那我們就說說結果。相對論的結果是這樣：如果相互運動的參照系速度區別不大，具體來說就是遠遠小於光速，人們就覺察不出上面說的奇怪的事。可是光速是每秒三十萬公里，相當於時速十一億多公里，而那些奇怪的現象需要參照系速度達到光速一半以上才能有所顯現，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尺度上相對論與牛頓力學對你感覺上沒有一絲區別。在這個尺度上，它們都是“對的”。因此，狹義相對論的怪事並不會對日常生活做出衝擊。 但是如果相互運動的速度可以與光速相比，這些“奇怪的”事就能顯現出來了。 在這種快速運動的參照系下，相對論是否是對的呢？因為日常生活中沒有這麼快的速度，似乎難以驗證。但有一個“日常”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