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

 一七五零年前後，蘇格蘭出現了一個文化鼎盛，人才輩出的時期，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這個運動有兩個中心，一個是西部的格拉斯考，一個是東部的愛丁堡。格拉斯考是個工業城，以煙草業為主。從美國弗吉尼亞到格拉斯考的船隻，裝滿了煙草，加工之後再銷往歐洲大陸。所以格拉斯考大學的著名人物多在應用技術領域，如發明瓦特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和發現了二氧化碳的化學家約瑟夫·布萊克。亞當斯密當時也是在格拉斯考大學。

愛丁堡則偏向於藝術，文學和哲學這類形而上更抽象更思辨的領域。最為獨特的是它的氣氛：學者和思想家們經常匯聚一堂，高談闊論，這其中不僅包括諸如本傑明·弗蘭克林這樣遠道而來的客人，還有來自格拉斯考的亞當斯密等。那個時代，這樣的盛況只有倫敦和巴黎才有。所不同的是，倫敦和巴黎的沙龍是由貴族引領的，講究等級制度，愛丁堡則沒有這樣的要求，高質量的思想是唯一的通行證，酒肉是辯論的佐菜。

亞當·斯密，一七二三年出生在愛丁堡附近的克考迪(Kirkcaldy)。因為他父親是個海關檢查官， 斯密得以觀察到人們各種各樣的走私方式。這讓他意識到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時候，總會想盡一切辦法。五十年以後，他在國富論中寫道：每個人要改變它自身條件的那種願望，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這種願望本身就可以讓社會走向繁榮和財富的豐富。可是人類總是要加入各種各樣的阻礙，使得人們這種願望不能得以自由的實現。

斯密的老師是弗蘭西斯·哈欽森（Francis Hutcheson），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鼻祖。哈欽森認為人與生俱來有一種道德感，因此會在很多時候體現出利他的傾向。哈欽森的觀點也許不是那麼新穎，可是他對人的研究代表了和過去不同的一種研究方法。哈欽森從人類社會逐步進步的現象問：為什麼人類平均上來說是好的而不是壞的？為什麼他們沒有選擇以謀殺和搶劫作為主要的謀生手段，而是選擇了每天上班這種比較有建設性的生活方式？

斯密的個人主義看起來和老師的觀念相抵觸。不過斯密的理論還不這樣簡單。他的朋友哲學家休謨卻可能要完全推翻哈欽森的觀點。但最後，斯密是以他自己的理論解救了老師。要想了解斯密，我們先看看休謨的觀點。

休謨是個天才。他大部頭的《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rure) 出版於一七三七年，當時他還僅僅是二十六歲。在那之後的四十年間，他雖然寫了很多其他的書籍，名氣越來越旺，可是基本觀點在《人性論》裡都已經有了。休謨的哲學把過去人們那些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假設一掃而光。德國大哲學家康德看到休謨的哲學之後說他的感覺如同大夢初醒。

在休謨之前的兩千年裡，所有的哲學家都認為人的理性是個人行為的指南。宗教雖然看上去很感性，但其實也是告訴人們要用理性來控制自己的感性，控制慾望，控制心裡的惡，相信上帝的存在。休謨說實際上正好相反：”理性(Reason)是，而且應當是，激情(Passion)的奴隸！“

不是麼？不論我們多麼理性，該戀愛的時候還是要戀愛， 該喝酒的時候還是要喝酒，該革命的時候還是要革命，...。

在我們仔細體會休謨的理論之前，先看看他的研究方法。實際上他在說，觀察人是怎樣在生活中作決定的吧！他們是理性在先還是激情在先。和哈欽森的方法一樣，他也是以觀察為出發點。這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特點。在那個時候，蘇格蘭的大學裡把數學和科學都放在正式課程裡教，哲學等現在屬於社會科學的東西統統從觀察入手。

休謨的觀點是：我們所有的行為都是由我們的激情決定的，這包括愛，恨，氣憤，貪婪，恐懼，嫉妒，等等。人類不可能用理性的計算去指揮自己的行動。看起來的理性行為只不過是達到我們個人感情目的的手段而已。而且這些手段也不是出於理性，而是出於習慣。當我們在一個社會當中生存的時候，我們逐漸知道了要怎樣做才能達到情感的目的，怎樣做才能不會撞到牆上。習慣成自然。我們是以理性為工具，為我們的激情服務。

因此，自利是人的本性。指引我們一切行動的是我們要達到個人目的的激情。什麼對他人的義務，內在的道德感，都不過是經驗形成的習慣。這是人類的基本共性，是任何道德系統，任何政府形式要考慮到的出發點。

人的自利本性是如此之強烈，如果放任下去，他們可能會選擇破壞性的方式達到自身的目的。可是人們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形成了社會，有了能夠讓人們實現這種自利目的的渠道。按照博弈學的觀點，最後理想的狀態就是你不碰我，我不碰你。所有的法律就應當為了這一點，法律太多就是社會影響了我的自利，法律太少的話我的強鄰也會影響我的自利。

可多少法律是多，多少是少，沒有定量，它應該是適應社會發展的結果。所有的王朝更迭都因為權力鬥爭。一代一代王權被推翻都是王權氾濫的緣故。後來的美國立國之父們認識到這一點，就為美國設計了一套憲政體制，讓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兩黨輪流執政，互相監督，權力得到製約。對這套政體影響最大的是麥迪遜，讓美國成為兩百年和平政權更替。

作為朋友，斯密對休謨的理論一定非常了解，但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不能肯定個人的道德一定是社會強加的，他覺得老師哈欽森關於人有內在的道德感的觀點也不能否定。到底怎樣解釋這個現象呢？

在往返於從格拉斯考和愛丁堡之間的旅途上，在和其他思想家的討論中，在給學生們的講課裡， 斯密漸漸找到了答案。他如同一百年後的物理學家一樣， 提出了一個模型，論證說，人人都是二面體：一面像休謨說的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另一面對這個行為作道德評論。後面的那一面是和社會站在一起的。我長得好不好看，我做的可恥不可恥，都以社會評價作標準。如果一個人生活在一個孤島上，他就不會對自己的長相或行為作任何評論了。後面的那個面就叫做良心(Conscience)。

到此，斯密讓老師哈欽森的理論獲得了新生，也沒有抵觸好朋友休謨的理論。理性和激情在他這裡獲得了統一。

斯密最著名的著作，當然是一七七六年的《國富論》。在那之前，他在一七五九年發表了《道德情操論》，也很重要。

休謨與斯密，雖然他們的思想不盡相同，但都可以看到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精髓，即孜孜不倦地觀察人性，分析人性，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的思考，進而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們對後世的巨大思想貢獻不僅是理論的，也是方法論的。

二零零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