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與自由,人所能享有的兩大幸事
歐洲的城市,讓我感覺最深的並不是它們的名勝古蹟,而是那些三四層高的,有著幾百年曆史的一般民宅。它們高大厚實,隨處可見,和中國城市里四十多年前還比比皆是,至今還存在不少的低矮單薄的平房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讓我知道歐洲平民在幾百年前就已經開始享有的富足生活,在二十世紀後葉,離中國人還相當的遙遠。
這也許可以歸咎於歐洲君王的大度和中國皇帝的小氣。歐洲君王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宮殿和莊園,但也不太介意其臣民過上富足的日子。中國的皇帝則不然,不論自己過得多美,對其臣民的好日子都分外眼紅。即使是富庶的江浙一帶,民宅也是非常的保守,因為太招搖很可能會遭到滅頂之災。君王與臣民的距離也不一樣,英王的獵場在十八,十九世紀既已成為公園,老佛爺的園子卻只能留給自個兒享用。
中西官民生活之所以如此不同,最根本的原因,是對人態度的差異。中國的皇帝或者當官的,都覺得自己才是人,別人不是。這種只有當上人上人才是人的觀念,造成“苟富貴,必相忘”。不忘的只有自己的親朋,絕非那些和自己從前一樣的窮苦人。這樣的境界,一直無法得以超越。周而復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有所好轉。那一年鄧小平說:你是人,你有改善你生活條件的願望。我不能否認這一點,所以你去致富吧。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變化。它所造成的影響,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展開。那永不停歇的建築工地,告訴人們人類改善自身生活的願望有多麼強烈。只要給他們勞動致富的自由,他們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境遇。
這道理雖然簡單,但中國的傳統思想並不認同。孔子在老百姓吃的飽(足食)和有信仰(民信)之間做選擇的時候,毫不猶豫的把前者踢開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對待生活的態度上,他不厭其煩的講述貧和富的關係。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貧而樂,富而好禮”。話雖然高尚動聽,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高的境界。把人的境界提的太高,最後達到的無非就是把一些人當人,其他人不當人的作用。所謂“學而優則仕”講的也是這個意思:學好了當官才是人,否則不是人。
現代文明的根基,就在於承認這樣一件事: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和權利。一個人從生下來,最大的願望就是改善他的自身生活條件,一直到他進入墳墓為止。而給他以足夠的自由,讓他釋放出他的能量,實現他的願望,過上富足的生活,這樣的社會,就是現代社會。這樣的文明,就是現代文明。任何阻撓這種願望實現的社會和文明就是落後的和野蠻的。
一七六二年左右,也就是蒸汽機和大機器開始改變人類社會進程的時候,亞當斯密在蘇格蘭的格拉斯考大學對學生們說:富足與自由,是一個人所能享有的兩大幸事。他的這句話來得絕非容易,因為在他之前不論是古希臘的哲人還是宗教的權威都認為,人如果要成為真正的人,就要擺脫物質生活的束縛。人如果被物質生活所束縛,哪有自由可言?
這樣的想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認同。誠然,智者會認識到,單單富足的物質生活並不一定能讓人幸福。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剝奪他們追求物質生活的權利,就是剝奪了他們追求幸福的權利。
古希臘的哲人和宗教的權威所推崇的是一種在道德名義下的特權經濟,它是一種以少數人的意志強加於芸芸眾生的枷鎖。這種“道德經濟”旨在給各種產品都定下一個道德價格,其結果是有人有特權來定價格,這種人就是特權階層,只有他們是人,其他人不是人。人與人之間沒有基本權利的平等,何談自由?
啟蒙運動以人性政治觀取代了中世紀的神性政治觀,科學取代了蒙昧,理性取代野蠻成為社會主導價值觀。亞當斯密和其他當時的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是一個新的經濟秩序:價格由市場上不同人的需求來決定。就像牛頓定律所決定的,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使它在一個平衡點上停留下來。如果有人不同意這個價格,其他人會同意,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下,大多數人得到了自由。
道德經濟在後世有很多改頭換面的形式。不甘心失敗,比如在一九七八年前中國的計劃經濟,它以道德的名義讓人民接受貧窮,實際上少數人卻在享受權力給他們帶來的相對富足的生活。人民被這少數人所定的計劃價格牽著走,失去了最基本的權利,其實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人。
道德經濟實施的那段日子,是改革開放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人那種要改善自身命運,追求富足生活的最基本願望遭到了最直接的壓制。
而如果允許人要改善自身命運這種原始的願望得以發揮的話,每個人要做的必然是交換,而社會就必然成為一個商業社會。而且,人從自利的角度出發,就必然遵守一定的道德規則。社會總的財富也能夠得以增加。如果人不能改變自身命運的話,這社會哪裡會有動力去創造財富呢?
任何政客,只要他的政策有害於人們這種最根本願望的實現,他就是道德經濟的翻版,到頭來人失去的不僅是富足的生活,也是個人的自由。
在道德社會裡,英雄是有權勢的人,因此他可能是軍人,革命者,即領導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的人。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在商業社會裡,英雄就是實現自身願望,給社會創造財富的人。
商業社會也會摔跟頭,因為市場機制總不會是完全透明,有自己的內在周期,有欺詐和貪婪,有危機。但很多時候,危機的原因卻是因為有道德經濟的黑手插入。比如,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直接原因是兩黨都在推銷這個美國夢:每個人,不論是否有能力,都應當擁有自己的房子。當發生危機的時候,道德經濟就會站出來指責市場經濟,試圖制定道德價格。
相對來說,現代的中國是其歷史上真正的盛世年華,因為它的人民能夠名正言順的為改善其自身命運而工作。這是個非常大的進步。然而這離亞當斯密所談的富足和自由還有相當的距離。他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被看成是人。少數人,憑權勢或者金錢,做著人上人。
二零零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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