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如何影響了中日兩百年

 蘇格蘭位於英國的北部，佔英倫主島的三分之一。在一七零七年併入英格蘭而成為大不列顛王國的一部分之前，蘇格蘭是一個獨立王國。

一八四五年，清人葉子佩製作了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的《萬國大地全圖》[1]，成為現存最早由中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在這張地圖上，北京位於世界的中心，日本是天朝邊上一個不起眼的小島，而蘇格蘭則只能用天涯海角蠻荒之地來形容。如此看來，兩個世紀前在與蘇格蘭人剛剛接觸的時候，清朝完全不把對方放在眼裡，也就不那麼奇怪了。然而，正是不起眼的蘇格蘭人，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大英帝國的拳手，給大清國沉重的一擊，使中國人蒙受百年之辱。

與清朝不同的是，日本人和蘇格蘭人在明治維新的時候卻一見如故[2]，相交甚歡。日本人虛心地向蘇格蘭人學習，蘇格蘭人則幫助日本建立了當時最先進的軍隊、工業、醫院及大學。兩國之間的這段浪漫史，還演繹出如歌劇“蝴蝶夫人”流芳後世的故事[3]。按照日本人的說法，這個故事真正的男主人公，不是美國大兵，而是有“明治維新祖父”、“蘇格蘭武士”之稱的蘇格蘭人格洛弗。

在這期間，被包括蘇格蘭人在內的西方擊倒的中國曾經兩次試圖站起來，一次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另一次是二十世紀初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興起。但是，日本憑藉著主要由蘇格蘭人幫助建立起來的海軍，先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了中國，讓在洋務運動中發展起來的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後來又靠著蘇格蘭人幫助建立起來的現代工業及軍隊侵略中國，打斷了中國的現代資本主義進程。日本繼承了蘇格蘭人的角色，兩記重拳，再次擊倒中國打倒。就這樣，在過去一百多年裡，中國、日本這兩個太平洋國家的命運，竟然都密切地與萬里之外、北大西洋上的蘇格蘭人相關。

首先，讓我們看看人類文明史中的蘇格蘭巨人：

一七三九年，大衛休謨出版哲學巨著《人性論》。休謨的思想影響了許多巨人，其中包括：亞當斯密，康德，達爾文，羅素，哈耶克，卡爾波普和愛因斯坦。他們在日後都談到過蘇格蘭人的思想對他們的影響。

一七七五年，詹姆斯瓦特發明了瓦特蒸汽機，大大提高了蒸汽機的效率，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

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開創了現代經濟學，首次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八六四年，物理學大師麥克斯韋提出了描述電磁場性質和運動規律的麥克斯韋方程組，為人類電氣化時代的到來奠定了理論基礎。

一八七六年，出生於愛丁堡的亞歷山大貝爾，在美國發明電話。

一九二八年，亞歷山大佛蘭芒（Fleming）發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生物抗體青黴素，這是人類在過去一千年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這只是一份很不完全的名單。即使如此, 它涵蓋到的哲學、經濟學、物理學、醫學、及重大實用技術，每一項都與人類現代文明息息相關。一個至今也只有區區五百萬人口[4]的蘇格蘭，竟能產生這麼多對人類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偉人，真可謂“人傑地靈”，不能不讓人驚嘆。

其次，讓我們再看看與中國打過交道的蘇格蘭人。

一七九三年，蘇格蘭後裔麥卡利（Macartney）率領英國使團到熱河拜見乾隆皇帝，希望與清朝通商，由於他拒絕跪拜乾隆而無功而返。

一八二八年，愛丁堡大學畢業生嘉丁（William Jardine）和馬修森（ James Matheson）創立怡和公司（Jardine and Matheson），向中國販賣印度生產的鴉片，謀取暴利。怡和公司後來曾一度是遠東最大的公司，在亞太地區至今仍有很大的影響。

一八三四年，蘇格蘭人納匹爾勳爵（Lord Napier）作為英國商務特使來到中國, 他的遭遇竟還不如麥卡利。依清朝當時的規矩，外國人只能與紅頂商人聯絡，所以納匹爾連見廣東巡撫的機會都沒有。迫不得已，他只好駕船闖關去廣州，卻被清朝官兵不知用什麼土辦法圍困在珠江上，後染病死在澳門。廣東官員據此向朝廷報功，清廷上下認為打敗洋鬼子不成問題，令林則徐出任兩廣總督，到廣州禁煙。

在這種情況下，嘉丁回到倫敦，遊說議會向中國開戰，並策劃建造復仇女神號戰艦（Nemesis）。蒸汽機驅動的複仇女神號，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所向無敵的鐵艦，由蘇格蘭人萊爾德（John Laird）在利物浦督造。復仇女神號長184英尺，由兩個60馬力的蒸汽機驅動，配備兩座32磅的巨型大砲、五座6磅的小砲、及一個康格瑞弗（Congreve）火箭發射器。

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爆發，復仇女神號一直打到南京。後面的故事，是中國人所熟知的了。

再次，讓我們看看與日本打交道的蘇格蘭人。

一八四八年，一個蘇格蘭人與印地安人的後裔，美國人麥當勞（Renald MacDonald）來到日本。他認為自己的印地安祖先來自日本，一心要到日本看看。當時日本和中國一樣，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外國人登陸是要被殺頭的。麥當勞只好說服船長，佯裝出了事故，漂流上岸。他上岸後，被送到日本當時同外界交往的唯一口岸長崎，等待美國船隻的到來。

麥當勞在長崎停留了十個月，一邊等待美國船隻，一邊教授英語。森山榮之助（Moriyama Einosuke）是他教的學生之一。

一八五三年，另一個蘇格蘭後裔美國人佩里將軍（Matthew Calbraith Perry）奉命率領美國”黑船”來到日本，停靠於橫須賀市附近。佩里遞交了要求通商的國書，並警告說次年會再來聽取答复。一八五四年佩里再來的時候，與日本簽定了日美神奈川條約（Convention of Kanagawa），日方首席翻譯即為麥當勞的學生森山榮之助。

而下面要談的這個被人成為“明治維新祖父”的蘇格蘭人格洛弗(Thomas Glover)又是誰呢？

一八三八年，格洛弗出生於蘇格蘭的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

一八五九年，格洛弗受怡和公司的聘用，途徑上海，到長崎工作。

一八六一年，格洛弗獨創貿易公司，往返於上海和長崎之間，買賣茶葉、絲綢、軍火及鴉片。兩年後，格洛弗在長崎港南山為自己建造了稱為一棵松（Ipponmatsu）的住宅，那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建築。現在，一棵松即格洛弗花園，每年來參觀的遊客多達兩百萬。

一八六一年，格洛弗和他的英國朋友們在夜色之中“走私”送日本有名的“長州五傑”：伊藤博文，山尾傭三，井上勝，井上馨，和遠藤謹助去英國留學。伊藤博文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另外四人也非等閒之輩。井上馨是明治時期的金融、外交大臣，參與簽訂日朝合約；山尾傭三創建了帝國大學工學院、美術學院等等；遠藤謹助建立了造幣廠；而井上勝則是日本鐵路之父。山尾傭三在蘇格蘭時，結識了愛丁堡大學的學生戴爾（Henry Dyer）, 後來當他任日本文教大臣時，聘請二十多歲的戴爾出任帝國大學工學院院長，戴爾因此奠定了日本的工學教育。日本學生的畢業歌，是日本詞的蘇格蘭老歌“老朋友怎能忘記掉，過去的好時光…”，據說就是根據山尾傭三的要求而來的。歷史上的這一幕對日本人至關重要，影響深遠，日本人至今念念不忘，將長州五傑的故事拍上電影，今年上映。

一八六五年，格洛弗又一次“走私”，偷送以五代友厚為首的”薩摩十五”去英國留學。五代友厚後來成為日本外交家，並創辦了大阪股票交易所。同一年，格洛弗為日本引進了鐵路，儘管這條鐵路只能用來娛樂表演。

一八六八年，格洛弗在日本建造了第一個船塢。

一八六九年，格洛弗從蘇格蘭的阿伯丁（Aberdeen）為熊本番訂購了鐵船”龍驤”，該船成為日本海軍早期的旗艦。五年後，“龍驤”領軍參與了歷史上所謂的“台灣出兵”，這是日本探試清廷對台灣的態度及底線之舉。

一八七零年，格洛弗參與管理日本最早的現代化煤礦。

一八七五年，格洛弗創辦了一個船廠，成為“三菱重工”的前身。

一九零七年，格洛弗參與創辦的酒廠，後來成為”麒麟啤酒”。知道了這一點，你在喝“午後紅茶”和“一番搾”時，該別有一番滋味了！

格洛弗美化版本的愛情和婚姻史是這樣的[5]：他和伊藤博文經常出入風月場所，與藝伎真紀(Kaga Maki)相好。真紀發現自己懷孕後，不辭而別，回到鄉下老家思考如何處理此事，而當時格洛弗則因為訂購“龍驤”，回蘇格蘭去了。真紀到格洛弗的住處找他，沒料到替他打掃房間的藝伎鶴(Yamamura Tsuru)告訴她，說格洛弗不會再回日本了。於是，真紀痛苦地回到鄉下，一個人撫養著孩子。格洛弗從蘇格蘭回來後，無法找到真紀，便與鶴結婚並生了一個女兒。幾年之後，格洛弗在市場上偶遇真紀，才知道自己還有一個混血的兒子。格洛弗要貧困的真紀把孩子送給他來撫養，真紀於是讓格洛弗在某一天來把兒子領走。格洛弗來後，卻只見到兒子。真紀離開家跳河自盡，後被人救起，出家度過餘生。

格洛弗對於近代日本的貢獻之巨無法估量，日本天皇頒給他旭日勳章作為嘉獎，他是第一個得到這種殊榮的外國人。

最後，我們再看一看格洛弗的餐桌[6]。

格洛弗在長崎市南山手町的住宅，現在被成為格洛弗花園。從前在廳子裡，陳列著一張圓形餐桌。這張餐桌為什麼特殊呢? 因為它是用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的駕駛舵盤改裝而成的。那麼，定遠的舵盤怎麼會成為格洛弗的餐桌呢?

原來，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滅後，日軍佔領了威海，登上定遠號拍照，取走了舵盤。日本聯合艦隊總指揮，在薩摩番出生的伊東祐亨中將把舵盤送給格洛弗，以表達對格洛弗的敬意。格洛弗在舵盤下裝上三足底座，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旋轉餐桌。

舵心外沿有齊藤實1934年的題詞：”鵬程萬裡由之安，昭和甲戌秋，題長崎市倉場氏所有故清國軍艦定遠號舵機”。齊藤實曾任海軍大臣、首相、內務大臣，倉場即格洛弗。

一些老生常談的問題，比如同樣向西方學習，為什麼日本成了中國卻不成等等，我這裡就不說了，因為一兩句話也說不清。或許，二百年後的中國終於學成了。果真如此，二百年間的屈辱也總算有個了結。

上面的內容是二零零七年八月寫的。而在2018年三月末，我來到了長崎。我站在這個滿是綠樹和鮮花的山頂，看著對面忙碌的船塢，感覺人生無非是偶然地了解到一些人和事，然後，又為了這些偶然，見到一些新的人，新的事和新的地方。

當然，人們常說，偶然中有必然，是緣分，這個就說不清了，反正，我覺得，我的人生軌跡，完全可以是另一個樣，但是因為偶然，就成了現在這個樣。比如，很多年前，我偶然去了普林斯頓，在那，我知道普林斯頓是蘇格蘭長老派（Presbyterian）基督徒建立的，於是開始關注蘇格蘭的人和事。關注研究了之後，我寫了《普林斯頓和美國的立國精神》，《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啟蒙時代》等文章。繼續研究讓我對鴉片戰爭，對香港，對明治維新，都

歷史，真實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1]楊守勇。 “清代曾繪世界地圖，北京為本初子午線”，《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7月30日第二版。

[2]薩摩、長州番與英國曾有過短暫的衝突，但很快意識到不是英國的對手，立即與其結盟。

[3]據說，普西尼的歌劇“蝴蝶夫人”是以格洛弗為原型的。

[4] 2001年的人口統計數值。

[5]阿蘭"斯班瑟（Alan Spence），《純淨之地》（The Pure Land），2006。

[6]本節的內容參照了左永業，“甲午旗艦定遠號圖說”，日本研究（台北），第402期，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