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福澤諭吉的對比 （艾行山）

    曾國藩和福澤諭吉的區別，我認為就是中日精英的區別。前者講的是“學而優則仕”，個人做聖人；後者講的是啟發民智，推進社會整體文明。

    有人會說，曾國藩生於1811年，福澤諭吉生於1835年，相差24歲，福澤諭吉能碰到的現代西方思想，曾國藩可能沒有碰到，因此不能強求他們有相似的思想。其實不然，李鴻章比福澤諭吉年長12歲，思想卻與曾國藩更接近。就是今天，很多中國人的思想也和曾國藩區別不大，與福澤諭吉則有天壤之別。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曾國藩一心要做聖人這個事，有個廣為人知的故事佐證。說是曾國藩到了翰林院，開始研讀明代大儒王陽明的《傳習錄》。裡面王陽明說自己少年時曾問私塾老師：“何為第一等事？”老師回答說：“唯讀書登第耳！”王陽明不以為然，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即：科場上的勝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讀書做聖賢！

    讀了這些，曾國藩心中一驚。覺得和聖賢比起來，自己的視野多麼狹窄，境界多麼低劣，於是發奮讀書，把做聖人作為人生目標。

    福澤諭吉呢，起初也非常厭倦讀書，到了十四五歲的時候，才開始學習，但能力逐漸積累，漸漸他就開始閱讀各種漢文書籍了。他開始學的是蘭學，即荷蘭的東西。後來，發現英語國家才是最強盛的，於是放棄荷蘭語，專教英語。

    在1868年（慶應4年）後，他將自己的蘭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專心從事教育活動。這個學堂就是今天慶應大學的前身。

    我們先看看福澤諭吉對聖人的看法。

    “（孔孟）把人分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於統治愚民，所以參與政治的念頭也非常急切。終因求之而不得，反而招來喪家之犬的譏誚，我真為聖人感到可恥！至於要把他們的學說實施於政治上，我認為也有很大弊病。”

    顯然福澤諭吉是不想當這種聖人的，至於這本《文明論概略》，可以說是中國思想的反面。中國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洋為中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福澤諭吉說的正相反：他的思路就是提高民智。文明進步靠人民，不靠個別英雄聖人；最重要最優先的任務是解決人民的文明問題，其次是政治制度，最後才是鐵路、洋房、軍器。也可以說是“西方現代文明才是最重要的，是要拿來的，為體的，西方的技術倒是次要的，是為用的。” 你可能會說，這不是全面西化嗎？是也不是。什麼都學西方當然是全面西化，但日本人西化了嗎？我們去日本看一看，發現日本比中國還保有東方的文化和礼节，你又怎麼能說這是全盤西化呢？

    其次，福澤諭吉的這本文明論強調的是“群體精神文明論”。其最重要的價值，是摒棄了所謂個人做聖人這樣的理念。進步是群體文明的進步。尤其是精神的進步，他倡導的是學習看不見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複古，也就是把做聖人、提高個人道德作為複興的方法。文明的精神是群體決定的，提高群體的精神水平是關鍵，而非個別英雄人物。他說，自古以來的英雄豪傑，得志的極少，多數以唏噓嘆息，牢騷不平了此一生。孔孟之所以不被重用，不是周朝諸侯的罪過，而是另有不能任用他們的原因，這就是「時勢」，當時人民的「風氣」，也就是當時人民普遍賦有的「智德」水平。不用孔孟，是時代的趨勢而已。

    福澤諭吉的思想反對孔孟之道的身份制度。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於沒有獨立精神的社會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推崇。在《勸學篇》中還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福澤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後的戒名。福澤諭吉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著名著作《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十七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而曾國藩這個聖人，學而優則仕成為軍人，他領導的湘軍打出“以理學治軍”的旗號，要求“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另一方面，又縱容其軍隊燒殺搶掠，還打出“民可愛而刁民不可愛，紳可敬而劣紳不可敬”的幌子，主張對太平軍斬盡殺絕，即使對叛變投降者也不例外，以至於落下了“曾剃頭”之稱。

    偉大人物，是各國不同文化的產物。但不能脫舊出新，不能啟蒙民眾，甚至用似是而非的思想誤導民眾，也是害人。曾國藩就是害人的聖人。福澤諭吉就是人民的造福者。有人說：中國歷代尊儒行法，淺嚐者愚，深信者頑，深究者偽，至今仍然如此。曾國藩和福澤諭吉這兩人的思想對比凸顯其差異、效果和對國家人民民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