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偽和底線政治

    我們很多人在生活中都可能碰到過留下深刻印象的某件事或某個人，進一步凝縮成某句話或某個詞。比如，小說《放風箏的人》裡父親對兒子說：“世間只有一種罪惡，那就是偷盜，而所有其他的犯罪都是偷盜的衍生。當你殺死一個人，你偷走了一個生命。你偷走了他妻子擁有丈夫的權利，你扼殺了他孩子擁有父親的權利。當你說謊，你偷走了別人得到真相的權利。當你欺騙，你偷走了別人得到公正的權利”。這裡“偷竊”就是那個濃縮了的關鍵詞彙。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則有另外一個詞，即“怨尤”。他說：“怨尤恰如眾惡之母，因為有它，才產生世間的一切壞事，如猜疑、嫉妒、恐怖、和卑怯”。

    對我來說，這個濃縮了的關鍵詞是“虛偽”。我怎麼對這個詞這麼敏感呢？當然與少時父母和周圍人的熏陶有關，他們一直告訴我做人要真誠不要虛偽。但我想起有件事值得一說。我那時看到一部電影，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這電影裡，有幾個人物：吉卜賽姑娘埃斯梅拉達、聖母院敲鐘人卡西莫多、副主教克羅德·弗羅洛和軍官法比。故事是這樣的：在廣場上，跳舞的埃斯梅拉達長得美麗動人舞姿也優美。副主教克羅德·弗羅洛對她內心燃燒著情慾之火，於是命令相貌奇醜的敲鐘人卡西莫多把她搶來。結果國王的弓箭隊長法比救下了埃斯梅拉達，抓住了卡西莫多。他把敲鐘人帶到廣場上鞭笞，善良的埃斯梅拉達不計前仇，送水給卡西莫多喝。敲鐘人非常感激埃斯梅拉達，也愛上了她。天真的埃斯梅拉達對法比一見鍾情，兩人約會時，弗羅洛在後面跟著，出於嫉妒，用刀刺傷了法比後逃跑了。埃梅斯拉達卻因謀殺罪被判死刑。卡西莫多把埃斯梅拉達從絞刑架下搶了出來，藏在巴黎圣母院內，弗羅洛卻趁機威脅姑娘讓她滿足自己的情慾，遭到拒絕後，他把埃斯梅拉達交給了國王的軍隊，無辜的姑娘於是被絞死了。卡西莫多憤怒地把弗羅洛推下教堂摔死，他擁抱著埃斯梅拉達的屍體也死去了。

    這個副主教道貌岸然，滿嘴聖言，做盡惡事，給我留下了所謂“虛偽”的見證。

    我不知是不是這個故事給我的印象太深，反正我對虛偽極其排斥。一個言行一致的好人當然最好，言行一致的壞人似乎也可以接受，唯獨，言行不一的惡人我無法忍受。

    沒想到，“虛偽”這個詞後來影響了我的政治觀，甚至是我在政治光譜上從左轉到右的重要一環。為什麼呢？

    我在美國有很多年並不關心政治，但在2016年川普開始競選之後，我忽然開始關心起來，主要就是我覺得川普虛偽，這個花花公子，怎麼忽然成了傳統價值，家庭和宗教的代言人了呢？因此我成了極端的“川黑”。很自然的，我支持民主黨，覺得民主黨不虛偽，比如同性戀公開，不遮遮掩掩。相反，我覺得共和黨很虛偽：他們標榜自己捍衛傳統價值，宗教和家庭理念，但做壞事的人很多，比如領導罷免克林頓的議長金瑞切自己也有婚外戀。之後，阿拉巴馬州參議院競選中，有個叫若伊摩兒(Roy Moor)的共和黨人多年來一直是頑固的教義派，但卻爆出在三十幾歲時專門找未成年女孩交友，這不是很虛偽嗎？有這樣的事，加上米兔運動，他沒有當選。

    這些都促成我成為左派的民主黨人。

    那我後來為什麼從左轉到右了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是因為對“虛偽”這個概念了解了更多，也對民主黨和共和黨了解了更多。當然，這裡民主黨共和黨或者左派右派之分是粗糙的，這樣說只是為了行文簡單。

    我了解到，“虛偽”的涵蓋範圍，遠遠不只是個人的道德領域，還有更重要的部分。

    首先，民主黨人強調團結但是極盡分裂之能事。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曾說：沒有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和一個保守主義的美國，只有一個（團結的）美利堅合眾國”。但是民主黨每天做的，就是強調族裔鬥爭乃至階級鬥爭。他們所做的內容，無一不與鬥爭相關，根本不是團結。

    第二，民主黨強調博愛但對與自己理念不同者恨之入骨，急欲剷除而快之。他們首先把川普的支持者打上“川粉”的綽號，然後把對方當成階級敵人一樣對待，頗有“秋風掃落葉”的雷鋒精神。他們可以把川粉血淋淋的腦袋在媒體中傳播，但輕易地把對方的某句話說成是憎恨語言。

    第三，民主黨的名字裡有“民主”二字， 但他們強調政治正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不能冒犯少數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性別非常規者；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見持有者。這裡如何是“冒犯”由他們定義，對別人有不能妄議他們的要求。

    第四，民主黨強調消滅歧視但對與自己理念不一者極端歧視，比如對紅州的“紅脖子”和川普支持者低學歷不讀書的嘲笑。當我成為右派的時候，我常常不禁發笑，他們哪裡來的那麼強的自信，難道多讀幾篇導向明顯的紐約時報多聽幾次千篇一律的主流媒體不加思索地接受就是學問高的表現？我的右派朋友讀的書多著呢？再者，民主黨人強調給某些少數族裔更多的機會，但對另外一些少數民族比如亞裔很多反倒是傷害，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歧視？

    反過來，我對共和黨人的“虛偽”有了新的理解。

    首先，如果是真正地說一套做一套，不論民主黨共和黨都是虛偽，不必多說。但有些就得具體分析。

    我們從那個在阿拉巴馬州參選參議院的若伊摩兒說起。出來證實與他三十幾歲時談戀愛的有幾位女士。不論真假，這些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並沒有在他結婚之後或近年來發生的。如果我們相信這幾位女士的話，我們也應該相信，後來這種事他沒有或極少做過。否則，這些人會出來作證的。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就是他後來確實相信他的耶穌基督，他的家庭理念，再沒有做過之前的事呢？如果那樣的話，這是不是一個浪子回頭的情況呢？我們為什麼要把一個人今天的理念與他從前的行為比對來說他虛偽呢？當然，如果發現他還是有很多類似的事情發生，說他虛偽也不過分。

    現代政治文明中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公與私的區分。個人私德與政治人物對於公權力的理解和在其中的作為不能混淆，否則就會站在道德製高點上讓所有人都失去參與政治的資格，導致虛偽和強權。民主黨人現在持續不斷地搞這些對私德的鬥爭，甚至对立国之父们的私德进行评断，起到的效果就是混淆主次，在斗爭中把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消滅。

    再者，我認為，沒有哪個人是完美的，但並不妨礙我們給自己設定一些較高的標準和理想。一般來說，有個好的目標，時時對照，鞭策自己，則有很大的可能性，自己就變得越來越好。至少，作惡也許就少些呢，因為那個理想讓自己有個底線。如果是這樣的話，行為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就不能說是虛偽，而是一種努力，值得鼓勵。反之，如果沒有任何好的標準，我行我素，很可能就沒有底線。

    說到底線，我想起英國。英國人從前在世界上有很多殖民地，因此，壞事“罄竹難書”。沒有殖民地的當然也沒有這樣的壞事。但總的來說，英國人還是有個底線。鴉片戰爭中，他們憑優勢打敗清國，但殺人較少，無非要些租地開展貿易而已。在印度，也並沒有像成吉思汗蒙古兵那樣讓印度血流成河。最後，甘地領導非暴力運動，做到最後印度真的就得到了獨立。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看這簡直是匪夷所思，難道讓一個手無寸鐵沒有任何暴力的人鬧革命成功了？我們信奉的可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南非，曼德拉的非暴力努力也最後成功，南非政府雖然不是英國，但也有英國的影子，正如曼德拉也有甘地的影子。

    可以說，英國人的民族性裡就有這個底線。英國的國王和貴族之間以及和人民之間不是沒有暴力，但相對不激烈，也因此，英國皇家今天還在。而法國的皇家早已上了斷頭台，也是因為這個底線。

    這些底線，來源於英國人的某種紳士風度，對有些人來說，就是“虛偽”。但是這樣的虛偽，也是非常重要。我在倫敦的時候，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故居，因為他們在德國呆不下去，那裡的“底線”太低。但是生活在給他們生存機會的老牌資本主義英國，享受自由，他們創建了沒有底線的革命理論。同樣，在倫敦，我看到很多國家的民族英雄都曾在那裡住過，享受那裡的自由，但回到自己的國家建立獨裁政權。

    如果民族性不能提供底線的話，宗教也會提供這種底線。信神的人如果做壞事總要想一下上帝是否會給他們帶來懲罰。不信神的更容易沒有底線，比如斯大林。至於納粹德國，也是對神沒什麼信仰的。我覺得納粹這個詞非常不好，因為它掩蓋了納粹實際上是“國家民族社會主義”的縮寫。有人說川普是納粹，他有社會主義的部分嗎？沒有。民主黨倒是有。今天與民主​​黨沆瀣一氣的大科技公司對不同意見者的封貼封號就展現他們納粹的真面目。

    與納粹搞的國會縱火案一致，他們在一月六號也搞了一個美國版的國會栽贓案，引誘和平示威的群眾進入國會，刺激一小撮極端分子升級，然後栽贓給川普，讓他有口難辯，只好俯首稱臣。然後那些像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一樣替他們宣傳的媒體鋪天蓋地把民眾說成是暴徒，像納粹警察頭子希姆萊一樣充當打手的大科技公司一哄而上打擊異己。然後又要乘勝追擊，對川普進行第二次罷黜。美國歷史上政權基本上是平穩交接，如果他們施行這樣的不平穩過渡，將來的美國將不會平靜。也就是說，底線驟然下降。

    有些虛偽是真虛偽，另外一些所謂的虛偽不過是與理想有段距離，但有理想的人才能有底線。